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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小传 刘宾雁自传 中国良心(英) 悼念刘宾雁 纪念刘宾雁 刘宾雁归葬

 

鸦雀无声雁有声——追记和刘宾雁最后一次谈话
盛禹九(2010.11.20)



刘宾雁与盛禹九,2005

 刘宾雁辞世五周年了。作为一个知名的作家和记者,他已经走入历史;作为一个相知多年的老友,他依然活在我的心中。近年来,宾雁的身影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他的一些随意、倾心的谈话常在耳边回响,使我感到有必要记录下来留作纪念。下面记述的是我和他最后一次会晤和谈话。

那是20057月,我重返纽约探亲,得知宾雁的癌症扩散后,便想到要去探望。行前,宾雁特意嘱咐我:不要坐火车,要坐公交车去。因为老伴朱洪的眼力已不如前,有个汽车站(Twin river)离他家很近,朱洪开车接送比较方便。

我按照宾雁指定的路线前往。正是盛夏时节,新泽西的天空一片湛蓝,白云朵朵,阳光灿烂,随车奔驰在碧绿的原野上,周边寂静无声,微风吹拂,使人暑气全消。来到宾雁家,一进客厅,只见他穿一件深蓝色短袖衫,躺在长沙发上看报;见我来到,连忙起身打招呼。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他家。一年多不见,他增添了几许白发和皱纹,声音依旧洪亮。当问到他的身体情况时,宾雁边沏茶、边对我说:我现在吃中药,是一位老中医开的方子。目前我的自我感觉还好。使我得到了一些放松和安慰。 

亲吻一次家乡土地,也就满足了

20039月,刘宾雁托我带回一封写给中共中央当局申请回国的信。信中写道:

我被确诊患了肠癌,国内子女急切希望我能回国治疗和休养。我本人也有意看看国内的变化,同时探望几位亲友。长姐刘放养我成人,恩重如山;1957年又受我牵累受难,现一身伤病,年迈八十,时间不多了,我亟欲一见,略尽如子之心。同业老友健在者二三人,亦期有一会之机。此外便是看病、买书,别无他计了。

这次见到宾雁,我首先告知他:你的信我已经托人转交到了,至今没有见到回复。

宾雁说:我听说了,没被批准。上面有人表态:戈扬可以考虑,刘宾雁不能回来。

我说:这样的结果,人们早已预料到了。它出乎少数人的政治需要,有悖于天理人情。戈扬现在躺在医院里,说话都有困难了。她没法回去,人家也不怕她回去。你的情况不一样:尽管你回国后只是看病、探亲访友,别无他计,可在一些人的眼中,你仍然是一个喜欢干预生活的可怕人物。你的存在就是一个象征,一种力量。听说江泽民当政时,谢晋导演在一次会上对江说,应该允许刘宾雁回来,没有道理不让他回来嘛!江泽民没有接话。他们内心虚弱,所以不能让你回国!

我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吗?!

有的。

我俩哈哈一笑!

我开始劝刘宾雁在境外安心养老。我说:这里有罗斯福说的四大自由,可以随意写作,研究学问;这里有你不少的亲朋好友,不会感到孤单和寂寞。当你八十大寿的时候,有那么多热心人为你举办盛大的祝寿会。如果回到大陆,你能享有如此规格的待遇和荣誉吗?!

我很感谢那些支持和帮助我的人们。我在这里生活了近18 年,过得很充实;但不能说没有遗憾。这里流行一句话:失去了土地,得到了天空。意思是:虽然离开了祖国大地,却得到了自由天空。这曾经是许多政治流亡者的一种感受和心声。实际上,并不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人在国内受到迫害,无奈地来到这里,言语不通,找不到工作,连生存都困难,这自由的天空有什么用?!其实,不止是一般人,许多民运人士来到这里,都面临着一个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有时,人们为了争夺一个小小的生存空间,彼此内斗、小动作接连不断。我写过一篇《海外民运的悲哀》,就是有感而发的。当然,就我个人来说,生存问题并不存在,可对失去的土地始终牵挂萦怀。随着年龄老化,特别是患病以后,这种思念之情越来越历害。因为那块土地毕竟养育过我,那里有我众多的亲友,有我生活的足迹,值得我重访回味……一些人怕我回国后长久停留。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哪怕回去打个转,亲吻一次家乡的土地,也就满足了……”

刘宾雁是很平静、带着感情说这番话的。他几次仰望窗外,似在回忆,又像在等待和盼望……使我深深感受到一个白发老人、他乡游子想回归故土的急切之情。我无法帮助宾雁实现心愿,只能说几句不着边际的套话来宽慰他:

回国的机会还会有的。索尔仁尼琴在外流亡了多少年,最后还不是回到了祖国吗?!再等等吧。

当右派是我最好的选择

听罢刘宾雁的诉说,不胜感慨!记起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幸而当了右派,没有当走资派。我问他对此如何理解?

宾雁说:这是我1985年悟出的一个道理。我在祝寿会上说过:我最好的选择是当右派。如果我不当右派,要么就一事无成,要么就可能在文革中死去。我有几种可能不当右派:第一种可能,1957年不戴右派帽子,但会给你记在账上,给个严重警告或留党察看之类的处分,我还是党员,还可以当记者;然后,我会继续写文章,攻击大跃进,再给我记在账上,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62年再给我平反;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新账老账一起算,像作家海默一样,非死不可,绝对跑不掉!第二种可能,当高干,活下来,像刘白羽、林默涵、魏巍那样,很安全地活下来,结果落得什么都没有。这种可能,不值得羡慕。第三种可能,就是和四人帮搞在一起。我认识张春桥,可以依附他,非常兴奋地投入,成为姚文元一类的笔杆子。可当时我的右派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肯定不会要我。因此这种可能性也不会有。以上几种情况,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当右派最好。若不是被打成右派,我至今也会像50年前一样,养尊处优,根本无法和农民对话。打成右派以后,我被打到底层,才有机会了解老百姓,才能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尽管几十年来受了不少折磨,家人也受到连累,至今回不了故土,我无怨无悔,因为我得到的远比失去的要多!

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因文得祸,也因文得福。现在,你在海内外享誉很高:在国内,有人喊你刘青天;在海外,有人称你是中国的良心。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口碑更可贵的呢?!

我写过一些东西,受到社会的关注。中国的作家记者那么多,为什么独我受到关注?还不是因为在中国写社会问题的人太少了么?文革以后,假如再有5 个作家,比如王蒙、冯骥才、邓友梅……他们每人哪怕只写一篇关注社会的作品也可以,整个社会舆论的力量不就好得多吗?当然,经过了多次运动,很多人心有余悸,或者说心有预悸,不想写,不敢写。八十年代还有过清除精神污染,刚一起头就被胡耀邦、赵紫阳制止了嘛,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里面还存在着正面的力量。在八十年代,在胡赵当政时期,没有一个作家因为写作被戴帽子,更没有一个作家被逮捕。没有嘛,怕什么!

刘宾雁接着说:哈维尔赞成一些哲学家的意见,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发出警告,使社会预见灾难的到来。知识分子应该和专制、腐败现象势不两立,应该是一切谎言的揭露者。1968年捷克的改革遭到镇压后,捷克的知识分子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成了坚持斗争的唯一社会力量,一个强大的民主传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没有这个传统。

我说:李锐对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和依附性。中国没有西方那样强大的民主传统,却有着强大的三纲五常’‘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和惯性。要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不同的声音,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在目前还存在着不少困难。

李锐是党内真正的改革派和民主派,我很敬佩他。在中共党内,像他那样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和错误路线斗争到底、而又成效卓著的人是不多的;论成果的话,他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他不是专业的作家和学者,平生大部分时间公务缠身,可是居然能有20卷著作。他把中共几十年党史中的很多重要事件的真相揭示出来,特别是对最复杂、最诡秘的政治人物毛泽东的真实面目做出了深刻的分析,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宾雁如是说。

哈哈,我崇洋媚外?! 

当回忆1958年和宾雁在山西农村度过的那段坎坷岁月时,我谈起一件往事:当时和我们在一起劳动的另一位难友(《中国青年报》一个部主任,思想偏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90年代去世)曾经对我说,1954年他和刘宾雁一同采访日内瓦印度支那会议,听到刘宾雁对瑞士的自然风光和社会氛围的赞赏,认为刘宾雁崇洋媚外。我对宾雁说,这位老兄当年对你的这个评论,目前在国内一部分人中依然存在。人们对你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是一种误会。

哈哈!我崇洋媚外?!老刘听着,一声大笑,接着说:瑞士的自然风光秀美,社会安定,举世公认。人家重视环保,政策对头嘛! 我来到美国后,发现这里有许多好的东西,但我对这个国家并不迷信。这里的贫富差距很大,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至于它对外霸权主义,特别是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许多美国人反对,我也反对。我不大理解,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包括许多民运人士,都支持布什的政策?!

说到这里,他拿起茶杯,喝了口水,又补充说:美军占领伊拉克已经一年多了,死亡1000多人,每天花费的钱财超过一亿美元,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福利不如欧洲,上班族工作时间长,休假比欧洲人短,现在人人自危,唯恐老板有一天把自己赶走……伊拉克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死亡和伤害,恐怕超出美国人的几十倍……单凭这场得不偿失、完全可以不打的战争,布什总统就应该下台;但是很多人居然还死死地抱住布什不放!这叫人怎样解释呢?

刘宾雁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研究问题,探索社会。聂华苓说过:刘宾雁一到爱荷华,就急着要了解美国社会。他看许多报纸、杂志,还写信给他认识的一个中国人,要看那个人写的关于美国的一本书。刘宾雁说,他要研究美国社会的毛病和优点,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一切,能说刘宾雁是崇洋媚外吗?!

记得20035月我访问刘宾雁后,写了篇文章——《二十年飘泊喜重逢》,里面提到一件事:几年前,一位老友(谢昌逵)去看望刘宾雁,刘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来探监了!’”曹长青在20064月发表的文章中引用了我这一段话,并说:正是由于这种对共产党割舍不断的恋情,刘宾雁才在自由的美国,感觉如同坐监狱。其实,刘宾雁说这句话,主要反映他的一种被流放的心态。他思念故土,想叶落归根而不得,因此把所居地视同监狱。这倒不是对共产党割舍不断的恋情,恰恰相反,是对自己被(共产党)流放的一种愤懑和批判。

刘宾雁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相当执着。过去,我俩之间常有争论。这次,我向宾雁打听胡适在纽约的旧迹行踪,想去参观探访。他不以为然地说:现在一些人尊胡贬鲁,你是不是赞成他们的观点?

我明确回答他:我不赞成尊胡贬鲁。我认为,鲁迅和胡适是我国近代文坛的两个巨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学者无法比拟的。但胡鲁两人的贡献,各具特点,各有千秋:鲁迅偏重于。鲁迅对旧中国政治、文化、伦理,以及国民性格诸方面的剖析,相当深刻,可以说前无古人;但他在政治思想上究竟主张什么,提倡什么,不十分明确。胡适在许多方面是有破有立的: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提倡白话文,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民主、法治、宪政,具有时代精神,是我们国家努力的方向。人们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赞成这个观点。

说完自己的想法,等待对方发表意见。刚好朱洪走进屋来,跟宾雁商量着一件事,岔开了老刘的思路,他没有和我展开辩论。我们转入下一个话题。

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

我谈起《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这是一个记者采访刘宾雁后写的一篇通讯的题目。我说:有人看了这篇采访后,感到疑惑:刘宾雁被共产党开除两次,已经被彻底抛弃了,为什么还割断不了那份感情,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

刘宾雁回答说:那是多维记者高伐林对我的一次采访。高伐林问我:在你近年所写的文章中,你最重视那一篇?我说:《寻找共产党》。其实,我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不是说我个人八十岁仍在寻找共产党。高伐林误解了,他那篇文章是题不对文

接着,宾雁介绍他文章的大致内容。他说:我文章中讲了好几种现象:一是80年来,我看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曾以各种方式寻找过中国共产党,而下场各有不同。张志新是个特例:她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迫害,还要找党。那是我1980年在她的档案里看到的。不管审讯者问她什么问题,她老是说:我要找党我要找党’……她直到死亡还在寻找理想中的共产党。当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以后,依旧有那么多中国人敲击党的大门,要求加入。听说现在大学生中入党又成了热门!这个党永远在成长,壮大!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

我插话说:今天人们找共产党,是因为这个党是执政党。过去参加共产党是要掉脑袋的;今天参加共产党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利益;或者说,利益多于荣誉。有个年轻人明确告诉我,他申请入党就是为了找出路、当官,因为在当今大陆,没有党票是当不了官的。宾雁说:可怪就怪在党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又同时在不断萎缩,退化。很多人入党当了官后,放肆捞钱捞利,极少数人被双规,进了牢房;大多数人软着陆,丝毫无损。中共党内不乏好人,他们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但不幸的是,在共产党内,前一种人总是得势,总是吃掉后一种人。但是没有后一种人,中共能维持其统治到今天吗?!

他继续说:我文章讲的第三种现象是:无论从组织上或思想上说,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经过80年来各种运动,不是已经出局、被残害,就是成了不同政见者,被打入另册。中共对中高层离退休干部的收买政策,和整个社会的腐烂、衰颓气氛,使一些本可有所作为的人也退缩不前了。继文化大革命之后,九十年代是中共的第二次解体过程。如果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继续腐败下去,一旦政权易手,人民要作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寻找共产党。不过这一回将不是投靠,而是算账了。

总之,我那篇《寻找共产党》的文章,是阐述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表达个人心愿。这个共产党早已不是我当年参加革命时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了,已经异化了,我80岁还去追求它干吗?!当然,前面说过,共产党里面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好人,比如胡耀邦、赵紫阳,还有李锐……他们是体制内的改革派、民主派。如果说我现在寻找共产党,就是要寻找这样的共产党。但愿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推动共产党走向光明大道。

张学良老练而圆滑

众所周知,1991年张学良离开台湾去夏威夷定居前,曾在纽约有短期停留。在此期间,张学良韬晦隐居,尽量减少和外界接触;而刘宾雁却在纽约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访问了张学良。我请宾雁谈谈那次访问的情况。

宾雁说:我是东北人,在少帅治下生活过6年,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自由的年代。我以前没见过张学良。那次见到的张学良,已不是电影中的那个风流潇洒的少帅,而是一个面容瘦削、头发稀疏、长满老斑的90老人,但他精神健旺,头脑清晰。他当面向我们澄清了一些事实:首先,九一八事变,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他自己下令不抵抗 的。张学良说:我当时没认清日本人的侵略意图,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藉口扩大战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其次,张学良承认他发动西安事变胆大妄为,是对蒋介石的背叛。他说:如果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我陪蒋先生回南京,就抱著准备死的决心。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因此,我40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没有什麽好怨的……’张学良还说:东北人好捅娄子,我属於这种人。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张学良一生捅了两个大娄子(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些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另一些人说他是千古罪人。张学良对我们说:说我是大功臣,我不领情,不为此高兴;说我是千古罪人,我也不在乎。我给自己起名字闲云野鹤,就是要躲开这些事情。’”

当问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明确告诉我们:我是绝不会说的,到死也不会说。’‘我不想做伤害任何人的事。这使我们感到失望。

我说:张学良避谈西安事变,可能有其难言之隐。有人说张学良是一介武夫;实际上,张学良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不甘心当东北王,更不甘心久居人下,供人驱使。已经有材料证明: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已和延安方面商定:捉蒋成功之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将以兰州为中心,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并推选张学良为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发动西安事变的。也就是说,张学良很想成为全国的抗日领袖,这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他万万没有料想到,当他捉蒋成功后,当即受到莫斯科的严厉谴责。《真理报》发表文章,指摘张为日本人的内奸;随后,延安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从主张公开审判蒋改为放蒋。张的政治图谋彻底失败,于是幡然醒悟,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安心度过漫长的幽居岁月。西安事变牵涉到国共两党的许多人,其中千秋功罪,恩怨情仇,内幕极其复杂,一时难以说清楚,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让后人去评说。这是张学良的明智选择。

宾雁说:张学良不愿意细说历史,对现实的许多问题也采取回避态度;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批评共产党,无论褒贬,都尽量绕开。比如,我们访谈时有人提出: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杀死了2000 万中国人;中共40多年来,据统计大陆无辜死了6000万同胞。张乡长对此怎么看?张学良回答说: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维持政权时总是要杀些人的。 这位老乡又接著问:**事件,中共用坦克、机枪在大街上杀死学生和平民,您知不知道呢?张回答:知道一些,不太清楚。对他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的惨死也不表态。总之,他对所有敏感的问题,都以我已远离政治,笃信基督为由,不作回答。这反映张学良经过西安事变后,已变得相当老练而圆滑。

谈到张学良是否访问大陆的问题,刘宾雁说:那次座中有人劝张学良回家乡走一走。张说,他近期不打算回去,不愿卷入政治之中。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等政治不再纠缠他的时候。

我说:即使张学良想回来看看,恐怕赵四小姐也不会赞成。赵四小姐的一家在大陆的遭遇,她应该是知道的。她的几个姐姐在文革中死得十分悲惨。她有心情和少帅一起回归故里吗?!

真正写作时间不超过九年

我带来胡绩伟送给刘宾雁的10卷《胡绩伟文集》。我说:老胡跟我说到你。他说你很有才华,当年是他决定调你去《人民日报》当记者的。还说你要是在大陆多待些年,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刘宾雁说:其实,我这一生在大陆真正的写作时间不超过9年。那就是195619571年,然后197919871月算8年,共9年。1949年以后到1979年,唉,损失了22年;也就是说,我从32岁到54岁,最好的一个年龄段,没了。接下来,是1989年后18年的流亡,来到了美国。这里享有的自由要比大陆要多一点,但是远离祖国,失去了创作的土壤和源泉,还能写出什么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个幸运儿,因为我没死,我的精神没有崩溃,身体没有垮掉,没有家破人亡。我在右派里面算是最幸福的一个。当然有些人,比如王蒙,比我更幸运!如果我能再活10年,我会更加珍惜时间,只要脑子还好用,就一定要多留下一点东西,不管年轻人爱不爱看。

我问宾雁有什么写作计划。他说:我现在不能写长篇了,只能写短篇。计划再出个集子,书名想好了,叫《走出千年泥泞》。已经写了几篇,会继续写下去,能写多少算多少。

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

其实,你也应该多写。前不久,看到你写田家英的文章(指《伤心岂独一田生》一文),知道你和田家英还有一段来往。田家英死得很冤枉!听说他生前几次要求调离中南海,没被批准。

田家英是毛的秘书,掌握许多高层机密,能让他自由行动吗?!我说。

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如果再增加点细节描绘,就更生动了。我认为,每个人有着自己不同的身世、见闻和感悟,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一滴水可见大海。一个人的经历也可反映一个时代和社会,应该写下来,留给后人。

他还关切地问到一些作家老友的近况,其中提到邵燕祥。

吃过饭,午后1点,宾雁打哈欠了,考虑到他的休息,我很快结束谈话。告别时,没让他起身送我,看到他疲倦的面容微笑向我挥手,一阵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5个月后,125日,刘宾雁逝世。1217日,在普林斯顿大学McCosh Hall大厅,我参加刘宾雁追思会。会场上布满鲜花、挽联及条幅,有近300个刘的生前好友和仰慕者参加,一些学者和作家讲话,还有诗歌朗诵、弦乐四重奏和《松花江上》的演唱,场面十分感人。此刻,我记起邵燕祥赠刘宾雁的一首诗:

年少头颅掷未成,老撑侠骨意纵横。长空万里书何字,鸦雀无声雁有声。

用这首诗评价刘宾雁的一生,不是很恰当的吗?!

墓志铭不被允许刻在墓碑上

刘宾雁生前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

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刘宾雁死后回归故里,家人为他准备好了墓地,可他的墓志铭不被允许刻在墓碑上。一个政权管制了老百姓的一生,甚至还管制到死后墓地。刘宾雁在天之灵有知,肯定会提出抗议的吧!

——201011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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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updated 02/2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