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罗立正不了解自己的干部，也不能说他不爱才。提拔曾刚作第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是他的意思。也是他，一九五三年里接连几次在队部干部会议上表扬过曾刚，一再提起第三分队对于扭转桥梁队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他私下跟老朋友谈话中间也表示过，曾刚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正是周维本的不足之处，虽然也同时表示了对周维本的细心谨慎的推崇。对于曾刚敢于提出一定见解，罗立正也不完全反对。近两年，罗队长不大好提出自己意见来，在讨论计划或总结工作的场合，他宁愿等别人提出个意见、方案，然后点点头说“可以”。通过别人的意见、方案，或者对个别问题提出点修正的意见，总比自己去从头到尾构思、起草要轻松得多啊。一个桥梁队长又没有个自己的秘书！
　　可是在一九五三年年底，罗队长和曾工程师的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十二月里一次讨论一九五四年度计划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各科室主任、分队队长相继发言，对计划的某些细节作了些补充，文字上作了些修正。茶壶里的茶水已经淡得跟白水差不多了，桌上的纸烟已经抽完，有人在卷烟头了。罗队长正要宣布散会，曾工程师忽然提出个问题。他把前胸紧靠着桌子，眼睛瞅着烟灰盒说：
　　“指标，明年的各项指标，是不是都低了一点？”
　　一下子，会场的空气马上变了，仿佛甚么人一手推开了所有这六面窗子。靠在椅背上打盹的，也伸直了腰。罗队长用眼睛示意请曾刚说下去。
　　“这些数字，比咱们实际完成的还低一点，”曾刚手里捏着一本计划，心里怪不好意思，所以把“一点”说得特别清楚一些，以缓和自己这个意见的锋芒。本来事先他已经在心里斗争了老半天，可是这次会议和历次的会议的空气一向都那么温和，所以提出这样的意见，事先都能预感到众人好奇的、责备的眼光会多么难受：“我是说，应该把指标订高点。
　　就说材料这一项，报上还批评过咱们，不想办法，明年超支要更严重。三分队的技术人员们说，咱们队造两个桥就整整赔掉一个桥……”
　　罗立正心里好不自在。他瞅着曾刚的高而宽的前额，好像在细心倾听别人的意见，心里可在想：哎——，怎么搞的，昨天在下面都跟你谈了嘛：指标高点、低点有什么关系？大家有多少劲使多少劲嘛。”低点，超额容易点”——这个道理你还不懂？这对国家也没有多少损失嘛！
　　经过周主任的解释，计划室主任又说了句“会后研究”，曾刚这个问题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可是这次事件却给罗立正一个警号：曾刚这人在变！
　　从此，罗队长对三分队和曾工程师就多了一份儿心。果然，不出罗立正所料：从前，三分队新事儿也不少，一九五四年里可有点特别。从前，罗立正觉得三分队出的事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比方说，打钢板桩不圆，是全队的大困难，三分队曾工程师发明了“转盘打桩架”，罗队长从心眼里高兴，亲自打电话给报社，请把这件事给“登到头版头条”；局的领导也拍手叫好。但是五四年里三分队出的新事好像都多多少少长点刺儿，比方说，三分队学了长春的经验，成立了青年节约队。别处节约队都是拾废铁，三分队的，却要搞甚么“反浪费展览会”，甚么“要求降低材料消耗定额”。搞节约，不是队里、局里的中心工作，反浪费，更不在工程局领导意图的范围之内。这还不说，六月里，曾刚竟给工程局局长写了一封长信，里面提了一大串建议，自然也少不了对桥梁队的批评。局里三个星期没答复，这封信竟又出现在部里！
　　从前，别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曾刚“大胆”，罗立正还不置可否，心里想，胆大点有甚么不好——多搞点发明创造，成绩还不是整个队的！这回，罗立正才真正领会了这“大胆”的滋味。隔三岔五的，三分队就打电话找队长。别的分队也打电话，人家不是请示就是报告，三分队呢，除了请示报告之外总爱提点问题，凡事都好催、好争、弄得罗立正一听见电话铃响就有点心神不安……
　　于是，为了防止这种大胆给事业造成损失，就必须加以控制了。审查计划、技术方案，对第三分队总要更仔细些。如果要求其它分队把技术方案的保险系数加大百分之二十的话，第三分队就一定得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别的分队提出的数字，明明是估算出来的，也不追究；三分队的数字，即使经过最仔细的计算，也要反复怀疑，一再叮问：有问题吧？计算过么？假如一些可有可无的报表、资料、其它分队不一定要交的话，第三分队就非但必交，而且要在规定的期限之内。
　　器材、机具的供应，一般都是不及时的，对第三分队呢，就分外迟缓一些，催得急了，就答复说：你们队底子好，先进嘛，差这一星半点的算得了甚么，得发挥阶级友爱精神，多帮助一下落后的单位呀。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请尽量提”，但为了每一件具体事都准备有具体理由反驳，除了浩繁的中外古今的技术资料，还有厚得像枕头的各种规章制度可供参考。要弄清谁是谁非，就得有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决心，而一个人只要还想工作，就下不起这种决心，——每件事，都得去争论，这种旷日耗时的争论本身，客观上也起着“控制冒险”的作用。
　　日久天长，队部与三分队领导之间的关系弄僵了。三分队为了工作的利益，除了提抗议以外，只有一种办法：一切能够自己负责、自己解决的事，就自己想办法，少跟队部扯皮。
　　可是这一来，事情就反而更复杂了：从分队朝总队打来的电话次数减少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定下“无纪律”的罪名。
　　等到有一次曾刚在队务会议上与周主任针锋相对地争论起来，拒绝接受过低的工作指标，后来又把自己的意见一直提到工程局局长办公室的时候，队部里一片哗然，调度室主任竟把这件事提到“是否反党行为”的高度来加以评论，而且居然有一两个科室的干部点头称是，主张把问题提到党委会议上加以“肯定”。直到党委书记出面加以解释，才算打消了这种想法。但这种评论却已经发生影响，有些人从此就把曾刚看作一个危险人物，了解他、同情他的人，也只能暗暗为他着急，担心。
　　于是，在队部的一部分干部中间，就形成一种舆论：三分队最难惹，最不好领导；曾工程师最难打交道。原因呢？简单得很——他这人“太大胆”了。
　　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连曾刚本人都一再否认自己大胆。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他一再否认自己是大胆的人，说自己的一切思想、行为都平常得很，算不得甚么大胆。
　　后来才知道，在桥梁队，“大胆”这个字眼儿是“冒失”、“狂妄”、“鲁莽”以及“不负责任”等等东西的混合体，有时候“大胆”和“冒险”又是一个意思。难怪连曾刚自己都害怕这个字眼儿了。
　　现在，再把话拉回来说。我从凌口大桥回来两天以后，罗队长和曾工程师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开头是私人性质的，结尾就变成纯粹工作性质——甚至可以说是政治性的谈话了。
　　许是因为很久没到罗队长家来过的缘故，曾刚一走进这个房间，就觉得浑身紧张，好像小学生走进试场，又不能指望这次考试顺利似的。
　　罗队长却和两年以前曾刚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一样，亲切而自然地让曾刚坐在他自己的那把破转椅上，接着就去沏茶。
　　照例寒暄了一阵，照例闲扯扯队里的新闻以后，罗立正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谈话引入了正题。
　　“不简单，不简单哪，”罗立正拖长声音说：“可是这几年咱们祖国建设的成就，不能说不惊人哪。还记得咱们造木桥那时节么？跟现在比比看。真是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一口气喝下多半杯凉茶，又接着说：“当然，缺点也不是没有。
　　有，有。就拿你我说，以咱们这样水平负这样的责任，谁敢说没毛病？有，有缺点……”
　　听他的语气，曾刚知道他这段话不过是引子，下面就该把这些话否定掉了。先肯定后否定，一正一反，就分外有力量。果然，罗立正的眼光更真挚感人了，语气也更加有力量：
　　“可是，不管缺点怎么多，成绩还是最主要的。谁要是忽略这一点，谁就得犯错误。就说造桥，就说咱们队上，有人批评说我们浪费，成本超支，这都是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赔了钱就是赔了钱。可是桥呢？桥还是造起来了！我们没来，这一带黄河上没有桥，我们一走——这块儿就有了桥。从无到有，这叫成就。不错，钱是化多了点，桥可造起来了！……”
　　说着说着，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薄薄的白纸，——这是一篇稿子的“小样”递给曾刚。曾刚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三分队一个通讯员写的一篇稿子。说来说去，原来是为着这件事！他笑了。
　　这一笑不要紧，罗立正变了脸，站起来在土地上走来走去，疾言厉色地说：
　　“‘领导保守’！‘保守’！根据是甚么？指标低了点？定额落后了？可这是经过局里批准的呀。况且，工程局属下段段如此，队队如此。说桥梁队领导保守，就等于说工程局领导保守。这话可不能随便说……”
　　曾刚知道这种辩论不会有甚么结果。他早有打算把这些问题铺开来好好争论一下，可这不是合适的地方。最好在党委会议上。他想早一点结束这次谈话，就随便说了一句：
　　“这篇稿子主要是表扬工人劳动热情的。这不是，标题就叫‘桥梁队三分队青年突击队开展双倍定额运动’。说领导保守，只不过提了一句……”
　　罗立正忽然在他面前站下，直视着他的眼睛，非常严肃地说：
　　“对，对，问题就在这里呀。老弟，你仔细想想，工人要搞双倍定额，这不等于说定额太保守么？定额保守，不就是等于说工程局领导保守么？有心人一看就明白的。这是一。更重要的还是：别的队，有的连一个定额还完不成。叫上边部里知道这事会怎么样？那就得命令工程局在各队都搞。这一军，可就要把局长给将住。明明办不到嘛。部里可就得说，桥梁队办得到，为什么别的队就办不到？这还是朝轻里估计。万一中央负责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就许连部的领导都要作难——那就得在全国各地都这么搞哇……”
　　“那有甚么不好，”曾刚心里火气上升，可是罗立正这种说法又不能不叫他觉得好笑：“大家都来超额，有甚么不好？
　　……”
　　“不，”罗立正伸出一只手，好像要堵住对方的嘴：“问题是行不通！十个指头从来没有一般齐的。我知道，苏联有过这么一个运动——叫‘两倍定额’，可那是苏联。不，不行，把苏联的玩意儿硬搬到中国来不行。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比方说，在苏联，可以批评领导，中国就不行。搞大运动，像‘三反’‘五反’的时候，有中央指示，可以批评。平时，没有指示，我们就不能批评局里；要批评，也得局里批准。苏联做事讲究猛，咱们中国就讲究稳，这也是一个特点。凡事都要多多注意中国的特点，就不会犯错误了。懂么？……”
　　这回，是曾刚站起来了。这些话，他听过不止一次，唯其不止一次，才忍无可忍。他想一下就把想过多少次的意见都朝罗立正兜出来，可又不知先从哪里开始。要说，就要说得有力量，使对方失去反击的能力。所以，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把话说出来：
　　“算了，罗队长。不喜欢的，就说不合中国特点所以不能办，喜欢的就说这是中国特点必须这么办。不行，说不过去。
　　请问你，罗队长，中国难道只有这些特点么？生产条件落后，机器不够，领导不提倡，可是工人们还要搞两倍定额，这叫不叫中国特点？你光说落后的特点，可这些特点，就一点也不需要改变么？因为工人技术低，所以机器常出毛病；机器出毛病，只好用人力。这叫中国特点。那么，把工人技术提高一点，对中国有甚么损失？干部水平低，工人文化浅，所以只好多开会，只好开长会。这叫中国特点。可是你成天开会，层层开会，干部不用思想、工人无法学习，怎么能提高？
　　……”他还想说下去，忽然看见罗立正的眼睛里已经充满睡意，显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就不往下说了。
　　罗立正对于这些抽象问题一点也没有兴趣。他一向只关心具体问题。此刻他想的，是怎样把这团火给压住，不叫这篇稿子见报，不叫这惹是生非的什么几倍定额运动搞起来。他也设想了：万一压不住，局长、副局长对这些东西会有甚么反应……
　　像平时一样，在曾刚火气正盛的时候，罗立正就把谈话引到更和平一些的话题上去，颇为认真地和曾刚探讨起如何在洪水到来以前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如何处理过期的水泥、不合规格的石料，一直谈到下一次队务会议怎样个开法。这时，一群群乌鸦从屋顶上呱呱飞过，房屋对面黄土山上层层窑洞里已经燃起万家灯火，曾刚呢，也疲倦得要打哈欠，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子。这时罗立正才把最后一个话题草草结束，站起身来，十分亲切地握住曾刚的手说：
　　“事情总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得多。这篇稿子，我看还是不忙发表。跟党委书记研究一下……”在曾刚的眼睛看不到反对的意思，这才进一步说道：“至于两倍定额运动这个事，我也并不是反对。这样的大事，党委会怎么能不讨论一下？我看，最好先在那两个突击队试试点，然后再考虑铺开的问题。
　　……”
　　已经走出房门，罗立正已经把曾刚送到街上，才像自己人似的低声说道：
　　“咱们是老同志，我才跟你说，队部里有些同志说你太褊狭，只看缺点不看成绩。个别的负责干部还说过，这是不是一种反党情绪，不然，为甚么尽找领导的毛病呢？……”
　　曾刚本已朝河岸走去，听见这最后一句话，猛然站下来。
　　天色已经很黑，河上吹来的风逼得人透不过气来，显然不是谈话的时候。他把背对着风向站了几秒钟，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开了。
　　世界上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河流。自然界从来都比试验室的配方或设计院的图纸里所反映的要复杂得多。再高明的工程师，也躲不开工作里必然碰到的偶然因素。建设，就是不断的试探，摸索，创造，发现新的办法，然后又否定掉它，再去创造更为新颖、更为合理的办法。
　　设计图或计划，是张素描，必须有千百只劳动的画笔给它涂抹上各种鲜艳的色彩，才能变成一张真正的图画。从挖起第一锹土、炸下第一块石头到安好桥上的最后一根钢梁，需要群众想出多少“独出心裁”的办法，才能把一座桥梁造得又快又好又省啊！他们不仅能够想办法更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双手，而且能够帮助领导把千万只手组织得更好，帮助领导早一点发现成熟了的问题，早一点防止或克服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灾害。造桥如此，事事如此。
　　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不就是这种主动性么？在桥梁队和工人、技术人员们一起度过的这些日子里，我随时感觉到他们在为许多事焦虑不安，为许多事议论纷纷。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又兴奋，又着急：有多少聪敏的头脑在为我们国家想事情，有多少颗不安的心在为我们大家的事业忧虑和喜悦啊！但是，许许多多新鲜的思想没有成为实际，许许多多有益的、明智的意见变成空谈。
　　就在队长办公室门外，墙上挂着一个大木箱，上面写着“意见箱”三个大字。锁都锈住了，也没有人投进什么意见。
　　工人们每天上下班要经过队部两次，也很少有人走进办公室，坐下来谈谈。这也难怪：既然意见、建议变成了有效行动的还要受到排斥，谈话还有甚么用处呢？队部里，是另外一种空气。
　　队部里最常用的字眼是“正常”。每周计划会议上各科室主任回顾七天工作时，嘴里说的是“正常”；调度电话里、给局里的汇报上，写的也是“正常”。
　　所谓“正常”，就是一切该传达、该布置、该讨论、该计算的都作过了。但是在作过这一切以后，下面存在甚么困难，有甚么问题，群众有甚么要求或建议，就都不在话下了。
　　罗队长只承认局里来的决定、指标、规章、制度。一切来自群众的意思、意见、办法等等，哪怕是实现一个指示所必需的，也不加理睬。倘使一个建议或方案超乎计划、规定的范围之外，罗队长自己还没来得及想到，就带着紧张与厌烦混杂在一起的情绪去看待。如果它们不慎触犯了队里的秩序，可能破坏队里的“正常”状态或违背五年前制订的哪一条规章；或者——这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它们正好不是局里目前所提倡的，甚至可能是违背“领导意图”的，就大惊失色地目为异端，说是“冒险”。
　　罗立正每有机会就向队部和各分队的干部谆谆告诫：
　　“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领会领导意图。对上级的困难，则要多多体谅。有时候，你以为领导大意马虎，办事拖拉，岂不知人家心中有数，这里面有个意图……”
　　执行上级规定，罗立正一向是不遗余力的，有时甚至可以牺牲一点工作利益。我就见过这样一件怪事：
　　砌石拱桥用的方顺石，工程局原来的要求是公差不许超过二厘。技术室要求石工这么作。凡超过二厘的，一律算作废品。做了半个月，打了几千块石头，百分之七十五都不合乎这个要求。工人拿不到基本工资。老工人、技术员提了多少次，说石拱桥上的方顺石，不需要这么精密，而且石质确实太粗，不是掉角就是裂缝。吵得凶了，技术室周主任到工地上实地看了看，确实不是工人偷懒，也不是技术太差，这种石头就是做不精细。回到队部，把情况汇报给罗队长，两人交换了意见，最后由罗队长签名给石工队写了个命令：
　　“……为保证石拱桥质量，方顺石规格不许擅自更改，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局规定，按原规格要求加工……”
　　后来事情闹到了工程局，局里派人来检查一次，把方顺石规格的公差放宽了四倍——八厘，认为对桥身牢固毫无影响。再回头找那几千块报废了的石头，已经毫无踪影——都给市建设局铺了马路了。
　　罗立正在这方面，从来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如果局里要队上通知一下职工注意安全，队部就得叫工人讨论三次；如果局里说，安全问题必须组织一次学习，桥梁队就要拿一个星期的晚上作报告、组织层层讨论。但一个星期以后，队部也可以根本忘记安全这一回事。
　　这就叫似是而非。
　　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第一个学会了这个“精神”。凡事多说几个“不够”，总没有坏处。各分队提上来的技术方案、措施之类东西，技术室总要把保险系数在原有基础上再加大20％。几百吨水泥、钢材、木料都在“力求安全”的要求下白白浪费了。可是谁也不能把罪名加在周主任的头上，“安全第一”嘛，这是上级的指示，周维本又一个钱也没放到自己腰包里！……
　　在党委办公室里，有一次我和党委书记章志华同志谈起了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他听完我谈这段时期看到的这些情况，捏了把烟叶塞到用得发亮了的烟斗里，使劲吸了一会儿，烟叶才算燃着了。他脸上忽然现出一丝苦笑，显然是想起了不快的往事：
　　“外边人、局里人都说，要说桥梁队的队长嘛，那可是组织性、纪律性最强的。谁也没有他请示的次数多；局里的甚么指示，桥梁队也贯彻的最坚决。这倒是事实。可是究竟甚么叫做组织性纪律性呢？中央的政策，不学习；中央的决定、指示不附着局里的命令就不理会；党报的社论也从来不大看，说这是针对‘一般情况’写的，咱们队是‘具体情况’，不一样……。”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一阵，又说：
　　“方针是一条：一个人不按报纸的社论办事，多咱也不会为这一点而受处分。这不算犯错误。按行政命令办事，即便违反了党的政策，责任也不会追到下边来。就是这么个逻辑……”
　　听着这位瘦瘦的、因为贫血脸色苍白的同志这些话，大体上就可以理解他每天工作里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甚么。
　　队长是党委委员。党委会议上多数人作出甚么决议，他从来不反对。党委书记平时的意见，他也是尊重的。但是，实现任何一个决议、意见，都需要条件。许多条件要靠行政上支持、采取措施才创造得出来，而行政领导人——队长随时都可以举出几十个具体困难，把他不十分喜欢或认为非当务之急的事给拖下去。谁也不能责备，因为他并不是反对党委会的决议啊。
　　党委书记来了三个月，看势头不对，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下面去。他凭着长期政治工作的嗅觉，一下子就看中了三分队。三分队的曾刚，从三方面给党委书记以帮助：作为一个行政领导人和主管工程师，他在自己分队里想尽办法创造条件，按党委决议组织起真正的竞赛，把工人的每一件可行的合理化建议付诸实现。作为团委会的一个委员，他在三分队首先成立了三个青年团监督岗，这就大大推动了行政管理、施工组织的改进。最后，作为一个同志，他帮助这位门外汉的党委书记在一个月之内熟悉了造桥原理和施工组织上的基本原则。
　　章志华原来想的是，先在三分队作出个样子，叫别的分队跟着走，也可以推动队部领导改进自己的工作。事情可比他所想的要复杂得多。把三分队的一两点经验传授给别的分队，是容易的，要把队长的根本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给各科室、各分队的强大的影响扭转过来，可就困难得多了。这个影响不改变，好东西也要走样子。三分队的青年团监督岗推广到五分队，忽然变成了“表扬”岗，每批评一次甚么人，就要在黑板报、大字报上表扬五次别的人，这是队长来过以后提的意见，说是必须多表扬，监督岗才不至脱离群众。二分队的监督岗刚成立五天，就揭发了十三件分队部、大队部工作里的拖拉、疏忽和不负责任现象。第七天，团总支书记从大队部回来，皱着眉传达了罗队长的意思：监督岗，主要是监督工人群众中间的问题，不应把矛头指向领导，这样下去有损害领导威信的危险……
　　一个党委书记，总不能为每一件这类事情都去找一次队长。而且，桥梁队历来的空气是不大容易展开什么争论的，如果哪个领导干部对另一个领导干部的意见迎头给以反驳，大家会觉得这“不正常”，在场的人都会有几分钟不大舒服。章志华自然也不能一点不受这个传统的约束。况且，问题是即便你决心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大家痛痛快快地把真理争个明白，也仍然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对方躲着你的锋芒，不肯应战。许多次谈话都是无济而终，不明不白地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