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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除了“打击贫下中农就是打击革命”以外，还有怠慢“忠字化”代表。
从选举会上回来，他憋了一肚子火，心想：黑通算没个好了。这些人执政，还好得了？拉倒吧，搬家！
他曾经想发财，还想的挺邪火，可是生不逢时，路给堵死了。那么，他现在想望的是什么呢？选他当队长的时候，他想的是：只要让我干，我真干，相信能干好，让群众也得个好。可是人家就是不让他干。
正要搬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黑通大队这一带，“文化大革命”比别处早半年。前面写的一那场选举之后不久，队干部就靠边站了。
人们把傅贵选入文革委员会，他吓得跑到双鸭山待了十来天。怕的是什么呢？头一个，这“革命”是“文化”的，他一个大文盲，怎么干得了？再一个，这“革命”也有点邪门儿，怎么尽是叫人哈大腰和戴高帽子呢？傅贵也看不惯。他决不能整人，那是伤天害理的事。于是他就请了个会写字的人，写了一张声明，张贴出去了，上写：“本人自即日起自愿退出文化大革命。傅贵。”还不行，本队一个造反团体又要让他当头儿。他又到双鸭山去躲了一阵。后来军队的接管委员会又来找他，非让他当队长不可。没法子，干吧。
世上有好些事是不合常规的。不早不晚，偏偏在一九六六年这个全中国大乱的一年，傅贵能够开始实现他治穷的雄心了。短短一年，他就把二队给弄富了。社员的分配，一个劳动日的工值从一角二分钱一下子增到一元二角钱！在黑通大队的九个生产队中，二队的收入达到最高水平。
也没有什么锦囊妙计。一个是种地粪肥施得多，铲趟次数多而及时；一个是组织大车出去拉脚；再一个，派人出去打了很多羊草和苇子卖钱。
他这个人点子多，胆子大，说干就干；不贪不占，干的还比谁都多。这股子正气鼓起了正派人的信心和干劲。同时也多少镇住了队里的歪风邪气。
这个“镇”，在贪懒成风多年、坏人横行、好人不敢说话的农村里，这是不可少的。傅贵的外貌──高大魁梧，浓眉重须，就有点武将的派头，再加上他胆子大，脾气暴，女人家到他家串门的，一见他回来就悄悄溜走，说是他身上长着“瘮人毛”。那些行事不正、偷鸡摸狗之辈，自然更要惧怕他三分，何况他有时候还打人呢！
咱们不是说过，傅贵研究黑通为什么这么穷吗？一进二队，答案就更具体了。头一个，历届队长没有不贪不捞的。下台多少年，还“雄心”不死呢。就说刘文汉那老家伙当队长的时候，一早儿把别人都打发到地里去了。时间掌握得挺准，九、十点钟，他扛个什么农具（看季节)来了，哪个地头的人都以为他刚才在别的地里干活呢。人家正种谷子呢，他一转悠，又回村了，直奔仓库而去，告诉保管员：“地裹种籽不多了，给我称三十斤苞米！”然后背上口袋就回家了。秋天打场，正入库呢，刘队长又来了，叫拿出两千斤黄豆，就是某某局是咱们的关系单位，得给人家点牛料，搁沿儿上又拉他家去了。
队里的一头一百五十多斤的肥猪得急病死了。是中午，傅贵过去一看，可不知怎的！他叫饲养员把那猪抬到背阴处．说等吃完饭安排个人来褪褪毛，处理掉。可是，没过多大功夫．那猪没了。大夥儿找啊找啊，心想也真邪门儿。莫非那猪听说要褪毛，吓跑了？问谁，谁也不知道。傅贵火儿了，说：这他妈也太欺负人了，非当个案子破不可！他这就下了茬子，成立一个三人查猪小组，刘文汉是成员之一。几个人坐下来分析案情，七八天也没弄出个头绪。一个孩子闲话的时候露了一句：那天，老刘头子把猪拖回家去了。傅贵想，这可备不住啊。刘文汉是贫协主席，正是吃香的时候，没有真凭实据，他才不认脏呢。正好，他老婆来了。一碰见傅贵，就猫头鼠尾地。傅贵想，我来诈她一盘试试：“二婶子，那口猪,
二叔原说给几个钱，那钱还给不给呀？”那女人当场就应承了，说过两天，等把肉钱收上来就给。傅贵又去找专案组，正开会呢。傅贵坐下来，一边观察那老家伙的神色，一边问他：“二叔，你是有经验的人了，你估计那猪能落到哪儿去呢？”刘文汉不动声色叭哒一口烟袋，还真是一副长者的架势，发表意见了：“我看这案子也不好破。要是当时不破坏现场，还有点根据。现在时过境迁，就难了。你怀疑也不行，总得有个证据呀！再说，也就是个百八十元的事儿，我看还不如就拉倒算啦！”傅贵越听越火，站了起来，走到那老家伙跟前，强忍着肝火不举胳膊伸出左手指着刘文汉的鼻子，把最大限度的轻蔑都装到一句话里，恶狠狠地说:“就是你拿去了，你还美呢！”傅贵那个脸一麻嗒，坏人身上就痉挛，连老奸巨猾的刘文汉都瘫在那儿了，就怕大巴掌打掉他几颗牙。那口牙已经不多，也都松动了
脸也丢了，猪钱也还了，这就完了吗？没有。九队差种籽，借给九百斤，隔了年没还。傅贵把刘文汉找来说：“二叔，让你干点俏事儿．把九队欠的种籽要回来。”要是要回来了，可是装上牛车拉他家去了。不论什么东西，也不论是什么人的，刘文汉是得搂就搂。人家买两斤冻萝卜的钱，他搂了。连他亲弟弟叫马车轧坏了脚，住院时候队里给的医药费，他也不放过，给私吞了。后来闹到两兄弟对质，起誓。刘文汉说：“老三，我要是拿了你那五十元钱，我这辈子绝户，下辈子还让我绝户！”老三也发誓：“二哥，我要是收了那笔钱，这回我的腿叫压折了，下回还让它压折！”
一个人，怎能贪婪到不要脸皮、不要良心的程度呢？他傅贵也是贫农，他小时候也见过很多老贫农，再不济，也不过有点小偷小摸，还多半是偷阔人的。极少数被迫当了“胡子”的，还讲点义气呢。
村里反对傅贵的，并不都是李志福、张立福或刘文汉这号儿人。还有职业政冶家昵。比如李X，就是那次“选举”中“比傅贵多一票”，上去的那个人，现在降为组长了。他当兵回来就从来很少出工，也就是打打更、当当公安什么。搞运动，他就出来了，成份好，嘴皮子能说，喊个口号也比别人响。搞运动还总是依靠这种人，他们总能红一段，编瓜给枣地把好人整一通，然后又躲到一边，在生产劳动中甘当配角，吃救济。
傅贵要干事，能依靠这号人吗？不能。他们乾脆不出工，来了也不出力。不但不能依靠，还得防着他们偷，还得镇住他们的捣蛋，二队才能有点希望。这不就得罪他们了吗？
可是活儿总得有人干哪。老老实实干活儿的人都是谁呢？没一个是贫协的会员，都是富农或者父亲有点什么问题的子弟，再就是外来户。傅贵这就难了。他要干事，就得触犯那条“阶级路线!”
社员孙玉堃，从来不好好干活。叫他看土豆地，嫌天热，根本不去，结果叫人家偷去一大片。不心疼吗？傅贵忍住了。那天正割小麦。很多人去拣小麦。傅贵叫孙玉堃去麦地，叫他们一律不准拣。这小子去倒是去了，吊儿郎当，背上扛个镰刀，晃晃悠悠的，他对众人说：“走吧，都走吧！别怨我不让你们拣。是傅长官命令我的。你们要拣，我这碗饭以后可就吃不好了。”傅贵听见了，也没理他。接着又来了第三场──这里面就有文章了。收完瓜那天一大清早，他去找傅贵，气势汹汹地质问：“听说你们不用我了？我要问问为啥不用我？！”傅贵说：“没有的事呀。你说说在哪儿听到的？”“那还用说吗？你们用什么人，支持什么人，打击什么人，不明明白白摆着吗！你重用地主富农分子，打击贫下中农！”傅贵这回忍无可忍了：“妈的．还反了你呢！”过来一把就把孙玉堃按到地上。那人哪里是傅贵的对手，傅贵抡起胳臂，捶了他几下，他跑了。一边跑一边骂：“杂种操的，他打人，他打贫下中农！”
那年八月．上边有工作队，下边有造反派．大字报一下子铺天盖地糊了起来。罪名除了“打击贫下中农就是打击革命”以外，还有怠慢“忠字化”代表，不让社员做毛主席像的镜框等等。接着就宣布傅贵撤职，反省。
傅贵成了整个大队批斗的对象。大队主持批，各个小队也可以拉去批。连学校都可以到二队来“借用”。没有“外事活动”的时候，在一个“四类分子”领导之下去割地。那年庄稼真好啊，傅贵有时候割着割着就忘记自己是批斗对象了，按老习惯，干一件事的时候想着另一件事，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收入该分配多少，积累多少。宣布休息了。他还要找队委开会呢，一见众人已经坐好，摆好批斗的架势，这才明白他又得站着和蹶着了。
每天干四起儿活。歇气的时候，旁人磨刀、休息，他傅贵老得蹶在那儿回答问题。造反派审问了：“你今天干的怎么样？”傅贵心想，得谦虚点，就说：“不好。”为什么不好？是不是故意破坏？挖挖思想根源！哪点上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太费劲了。往后再问，就说：“干的好。”“好？哪儿好？”“你看看我捆的那个捆儿，手指头都塞不进去！你再看我割的那个茬儿，紧贴着地皮”大喝一声“不老实！”还是不行。天天如此，还不算完。吃完晚饭，还得义务劳动三小时。
就这样，连续批斗了一百零三场。然后宣布。错误是有，不够“处理”，到四队当队长。傅贵这回是说啥也不干了。
这时候．大喇叭响了。作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好形势”的例证，大队广播站反覆报导：黑通大队二队今年还清了借银行的全部外债；工分值居九个小队的最高水平：日值一元二角钱；家底也最厚，添了多少牛马，畜力多么强……傅贵当时心里的辛酸，可想而知。
然而更令他伤心的是他老爹又神神叨叨地走过来了，附在儿子身边说悄悄话了：“听见没有，傅贵儿？大喇叭刚才又广播了，又要开批斗大会了。你听爹的话，快跑！你怎么不动弹？快跑呀！”
他爹是让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吓坏的，神经分裂了。他哪见过这个？看见三个人走路，他当是去参加批斗儿子的大会的；瞧见两个人低声说话，他当是在合计怎么整他儿子的……随时都来向儿子和儿媳报告军情。
听说上边又要让儿子上四队当队长，这位老人急坏了，不住地劝呀劝，说：“那个队，你可千万不能去呀。那块儿没有一个好人。你去，非叫他们给害了不可！”
就在傅贵到四队走马上任那天早晨，那位老人悄悄走进马棚、悬梁自尽了。
这又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