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是心头上的一闪之念，甚至无非是心绪上的一小片乌云，转瞬间也就就潜入了无意识的黑暗的海洋，但谁能想到几十年后它竟会突然间冒了出来，引起一片骚动！
那是1949年10月1日夜晚发生的事。我和几位同年人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楼顶上举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那时莫斯科秋意已重，凉风袭人，但也不至于冲淡对于如此大喜之事的如狂的喜悦呀！然而当我的嘴唇和大家一样微笑着，舔着冰凉的酒杯时，我无形的眼却在我肚子里搜索出我自己的一个异常的心象：我怎么并不感到兴奋、甚至有些漠然，说重点，有些黯然呢？那时并未当真，放过去了。那片乌云带走一个疑问，却并不甘心，几次从记忆中返回。经过粗粗分析，也就有了结论：当时我不觉兴奋，是由于我在解放区已经生活了几年，全国解放，不就是把全国都变成解放区吗？自然也就没什么新鲜了，故此才会有那种心绪。从此那疑念也就又回到“黑海”里去了。
事情却并未了结，二十多年后那疑问又找上门来。这次它变成质问了：假如解放区的生活令你感到十分满意，那么全国都和它取齐，也该是件大喜事了。你的反应平平淡淡，必定另有理由。想想看，你在哈尔滨经历到的事，同你自十二岁便向往的那个乌托邦有没有一点距离？此时大约已接近文革的尾声，因而将近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经验的总合才来帮助我到记忆里去挖掘，左思右想，终于找到对于三十年前那片乌云的另一个答案：解放区的几年生活，使我相信共产党能够给人民以温饱，却不会给他们以自由！而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温饱呀！
我1943年到天津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工作，是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开始。第二年便出了一件大事，令我震撼。那时我们四个光棍合住在一间吊在半空中的门楼里（一条小街口上建造的一间房子）。都是单身，同做抗联工作，过着共产生活。一位腿有残疾的，在外面打些短工，兼做家务。我在日本银行里当小职员，第三位到工人中间工作。第四位，郭磊，年长我一两岁，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比我们更成熟些，但得了肺病，在家休养。这时，我们的朋友陈某婚姻上出了问题：他娶了一位舞女为妻，为家长所不容，终于被赶出家门，无处藏身。我们接受了她，过来同住，在屋角里挂一张帷帐隔开。她姓蒋，父母把她卖了，买主待她长大便叫她去当舞女赚钱。年纪和我们相仿，苦出身唤起我们的同情，便以姊妹相待。小楼里白天多是她和郭磊相伴。我们并无察觉之间，他俩相互怜爱之情便滋生起来，终于发生了肉体关系。也不知如何，这事被组织发觉，自然就来处理。并未征得我们的意见，手段相当严厉，可以说是扫地出门。当时我还以为会介绍他给某个地下关系，设法投奔解放区找个出路。不是的，是开除教门，不管死活！尤其令我难以接受的是，几个月后，当我和几位抗联领导人徒步横跨冀中平原去中共晋察冀分局接受新的使命时，在太行山上一个小树林里竟然碰上了郭磊！我心喜过望，立即跑上前去和他拥抱起来，共叙别后。原来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已经成为华北联合大学的学生。我俩分手后，我立即遭到一位领导人的疾言厉色的批评，认为我根本不应理睬郭磊。我呆住了。难道他犯了一个错误，就不再是我们的同志了吗？这也过于无情了吧？我没有去反驳，但心里有两个异议，都很顽强，从此就深深埋在心底。一个是，爱情有那么大罪恶吗？另一个是：对待一个人，可以这样无情无义吗？它们便在心底发酵，外界后来相似事件引起的观感，有的印证我正确，有的继续引我反感，便都在那里储存起来。在我一生的某些关键时刻，这些记忆就会跳出来给我助威，引我去冒险。
列车越过国境，进入苏联境内时，大家都很兴奋。盼着这一天，有多少年了。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十三天，这大约是世界上行程最长的列车了。所以车上才会有洗澡设备。若是相信有命运的话，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这次跨国旅行，对于这一百多名乘客来说，也许是上天给与的一次机会，让大家对即将到来的巨变心里有一个参照的样板。
我把一路上见到的所有困苦和艰难，都归之于苏德战争造成的破坏。这也不全错，战后大片农村，由于男人一去不复返，不还是由妇女来拉犁吗？至于农民还在忍饥挨饿，我们完全无知。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已有三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生活，和我们已经开始的某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实践有什么不同。在我心里，这个比较早已开始了。西蒙诺夫的小说《日日夜夜》里，在战火纷飞的最前线，营长可以和护士睡觉。在毕而文采夫的小说《考验》里，战争开始时奉命向乌拉尔转移工厂的一位厂长可以和女秘书同居，而比这还要轻上几倍的“男女关系”问题，我们这里却可以开除党籍，身败名裂！既然两部小说都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就说明那种事根本不算什么了。我做这些思索时，并不是出于个人需要。那是1946年，我21岁，身心虽然都已成熟，本人却毫无实践的意愿。，一位被不少人追逐的混血儿当时正在追求我，却被我谢绝了。回头看，关注这件事，纯粹是在为社会着想。
短短的两次过境，还是感受不少。苏联人毕竟还有个人生活，那是政治没有侵入的。女人还象个女人的样子；男女之间的自然关系仍然存在。他们没有一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政治虽然控制着文艺，文艺却尚未遭到强奸，然后又被逼做婢女！至少在城市里，人们的居住、迁移、工作变动还无须经过“党的领导”的同意。这当然不属于政治自由，但毕竟可以给人一点空间，在那里躲开政治自由喘息一下吧？
不过回想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我们又失去了那些自由呢？1946—1948年间在哈尔滨，我和它在政治上并无距离；我甚至为了它还说过谎言。因而也就不存在政治上受到限制的问题。一个女孩子追求我，甚至就到我的房间里过了夜，也无人追究。所以就我而言，两性关系上也还是自由的。主要是一种气氛，使你觉得不自在，受到压抑。
生活很苦，零下二十几度不能取暖；一日三餐都是高粱米饭和白菜萝卜清汤。延安干部源源而来，一身布衣，两袖清风，加上一个“供给制”，（干活不要钱！几时有过这样的事呢！）人人都是廉洁的化身。但不要很久，就会令人觉得他们提倡的是清心寡欲。人要排除一切个人打算，断绝一切欲念，那才叫革命！领导我们青年工作这一摊的，是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蒋南翔。他就是一个艰苦朴素和谦虚谨慎的模范。1947年，要派出一个人参加国际民主青年联合会两年一次的例会。蒋南翔选人的标准就是“艰苦朴素”。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早就看准了这一点，平时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像叫花子一样，后脚跟老是露在袜子外头。果然选中了他。临近出国的时候才发现此人经常嫖娼！赶忙开除党籍。
但是领导者显然并没从中吸取教训，仍然喜欢虚伪而冷落率真。那已经成为常规；虚伪，道貌岸然，甚至被视为党性！我知道蒋南翔不喜欢和不相信我，多半是由于我欠缺那种修养。然而那种要求又是无形的；它就在空气里面。每次会上都批评我“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可我自己知道我其实是相当自卑的。我爱唱歌，上楼下楼的时候也唱，居然也成了一个缺点！后来才慢慢体会到这一类帽子是为了把你的个性给压住，把它一点一点磨灭掉，你就变成和大家彼此相同的模样了。
和延安来的干部接触，常觉得他们过于谦虚也过于和蔼可亲了。（我对于“谦虚谨慎”的反感就是这时候形成的）。却又并不和你太亲近，保持一点距离。延安审干就是要从你和常人表现不同处开刀，又从你往来亲密的人中间寻找可疑线索。你会觉得有一丝丝冷意从他们的表情和话语里发散出来，那就是恐怖吧？“抢救运动”并未完全结束呀。
不，也许不完全是整风和《延安讲话》造成。1943年在天津地下，延安的风应该还未刮过来吧？我却已经感觉到同志之间似乎只应有政治上的关系，而不该讲私人交情。不然，我们对郭磊的命运何以会那样淡漠，明明觉得处理过重，却不置一词呢？
人的个性，在爱情和婚姻中表现最为显著。那些把爱情等同于肉欲、又把人的情欲等同于动物的人，犯了天下最大的错误。我的身体发育良好，十二岁上已经有了性的冲动，把自己吓了一大跳。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我看着一位我小朋友的母亲背对着我，俯身熨衣服的时候。她的岁数至少比我大一倍半，是缠足，那一霎那，我忽然产生了占有她的念头！我想，这才是动物性的欲望。而就在几乎同时，当我真正喜欢的女性靠近我时，我倒完全没有这种冲动了。有几次，我的第一反应反倒是后退。事后我会想念她，但当时我却惧怕，似乎生怕玷污了什么。在一般人认为很美、又对我主动表示好感的女孩子面前，我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内心里知道我不爱她。我想无论男女，在挑选对象时都有自己特殊的标准，而且决不会相同，极端的例子就是失去一个就永不再谈婚嫁。这又是区别于动物之处。除了语言、使用工具等特征外，我想这也应该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一大特点。
两个出身、经历、性格、志趣以及生理和心理各有自己特点的人，能够相爱，实非易事。共同生活中间，各种条件又要变化，持久相伴而无异念，也不容易。但中共的意识形态却把事情简单化到双方结合只要“政治一致”便可的程度！
除了对军队干部，四十年代中共并不限制一般干部的婚姻。但你仍然会感到不自由。只要你和某个异性个别接触多了一点，人们的眼睛就盯住了你。那就必定是恋爱的开始。倘若真地交成朋友了，你就只能结婚，否则就等于离弃。在男女社交机会极少时，这就等于取消了任何选择和熟悉的过程；而在战争和农村的条件下，却恰恰就是如此。延安时期男女的比例是八比一，有多少婚姻能够是美满的呢？然而战争生活却可能够把这类不幸长时期掩盖起来。所以，对于解放初期老干部中的离婚潮，应该分析。从泛道德立场一概归为腐败，恐怕不行。
1946年我刚刚有了一位女朋友。蒋南翔在对我们谈话时，有一次说道，恋爱和婚姻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谈恋爱最好不要太早，因为人不够成熟，可能会选错对象。他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对我说的，但当时我并未察觉，心里还很不以为然。若干年后，我才获知，这原来是他从本人痛苦经历中得到的体会。
他的妻子区棠亮，也是一位老干部。很有个性；似乎男性化了一点。看不出夫妇不合。几年后才暴露出来，那时有一位在蒋领导下工作的才女，敬佩他，也爱他。不知蒋南翔几时提出的离婚要求，总之是不予批准。几年后那位女性不得不另嫁他人了，不合，后男方自杀。于是蒋和她又恢复了接触。仍然不能结合。文革中二人都被批斗，双方的爱情也成为“罪行”之一。直到文革结束，也未能立即获准结婚。总之一场折磨延续了二十多年，真正共同生活不过十余年，蒋南翔就病故了。
只要是对蒋南翔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轻薄放荡之人。若不是那种夫妇生活实在无法忍受，他是决计不会迈出这一步的。但结果是什么呢?把三个人（外加两个男孩）投入长期的痛苦和不幸，没有一个中国人从中得到好处！蒋南翔在五十年代政治上从一贯开明而转为保守，我想不会和这段不正常生活造成的心理变态没有关系。
列车开进匈牙利国境时，正值1949年盛夏。第一次停车，我就被惊呆了。小小的站台上，挤满了盛装的少女，载歌载舞，向我们涌来，手里拿着各种礼物。从此，我们就被投到热情、歌声和舞蹈的浪潮里，不能自主了。
那时曾和纳粹合作的匈牙利落到苏联红军的占领之下已经五年了，多党制虽尚未完全解体，共产党显然已居领导一切的地位。由苏联主持的国际青年联合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例会，也是两年一次的国际青年联欢节，1947年才在布拉格举办了第一次。政治目的一目了然，是在冷战中为社会主义世界争取朋友。匈牙利受战争破坏虽然轻微，免费供应这几万人的吃住，负担也不轻。匈牙利政府咬紧牙关，做了认真的准备。
政府必定是做了各种动员。但那些十几二十来岁的姑娘们，我不相信她们也像中国人那样政治化了，况且感情这个东西不是装得出来的。那时他们反苏情绪还不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下子站到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来，也确实是天一样的大事，他们不可能不兴奋。所以，衣装简陋，举止笨拙的我们这群人成为布达佩斯姑娘们的宠儿，也并不奇怪。何况她们也知道我们两国的老祖宗还曾经是邻居呢。我们不断被包围，约会相见的时间和地点。看戏的时候，楼上会有小纸团打到你头上来。走在街头咖啡座间，会有姑娘要求你吻她。甚至会把你带到她家里去。这又正是战争的动员已经结束，而和平时期的专政制度尚未来得及建立的时候。整个中国代表团是处在一种大自由状态！(只此一次，时不再来，往后的出国就比在国内控制还要严密多了)。没看过童话，我想这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无忧无虑，心旷神怡，一个个都变成女儿国里的王子。一位保加利亚姑娘安娜成了我的女友。连一向以谦虚谨慎、持身庄重的我的好友陈模也有了一个女友，也是保加利亚人。安娜在多瑙河边教我跳蓝色的多瑙河，我们在布达佩斯街上漫步到夜晚。但我并未对她着迷。真正令我着迷的是一个晚上，匈牙利女翻译带我去参加据说是女工们为我们组织的活动。那是一个舞会，只有我一个男性参加，一进门就被如云的美女们包围了。那是那两周仙境生活里见到美女最多的一次。但女翻译忽然发觉不对，好像铁托的间谍混了进来，马上生拉硬扯地拽着我死乞白赖地逃离了。
假如毛主席有一个密探在我们身边，他就会满意地笑了，因为我们在这次大自由中都没有“出事”，至少我相信。毕竟是中国人，都很现实，心里都有个底线：真若陷进情海，那可不是好玩的。千万不能弄出一个孩子来，那就得身败名裂呀。再说，你能带她回去吗？我们的问题是另一种：做了毛主席的好学生，就难免给中国人丢脸。安娜几次带我上山，我不解其意，连个接吻拥抱都没有。分手的前一个晚上，漫步到我住处的门前，我居然说了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该接个吻了。”（好像举行临别仪式！）接着就出了另一个丑：我不会！把嘴唇轻轻地在她的嘴唇上贴了一下，就算完事了。她当时倒没说什么，后来却在来信里没完没了地数叨我，“原来中国人就是这样谈恋爱的呀！”我还没说，一天晚上，我听见一个意大利人要把两个匈牙利姑娘带到树林里去，竟忙不迭地过去嘱咐她们说那人不怀好意，千万不能去！
那个夏天，在列车里和在陆地上，调调情，逢场作戏的固然有，可真正动了感情，把命运都押在上面的也是有的。代表团团长，那位年轻的将军就是一位。人人都知道他和那位女导演在热恋，但听不到半点非议，私下为这场热恋的前景感到担心的却大有人在。。两个人都很可爱。可惜回到首都，不出众人所料，将军的离婚申请石沉大海，两人都作了最大努力（我猜想周恩来也曾经被动员），肯定也会捅到毛泽东哪里。两个人的后半生就注定要黯然失色了，那么有谁会从中得到好处呢?
从此再也没有那样的夏天了。然而在我心底，它却将永存，不时地，不露痕迹地提醒我，人间还是有自由，有快乐的，就看你是否去争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