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次人生，应该说是从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时开始的。当右派那二十多年，我家只来过两个客人。现在每天都有几倍于斯的来客了。大清早就会来一两起客人。他们往往不好意思马上来敲门，而是坐到楼梯上，等我打开房门要上班时，再过来和我握手。晚上回来，由有人坐在楼梯上了。都是大老远来的，你家里没装电话，人家没法事先和你约会，你能不接待吗？
什么身份的人都有。不少是上访的，跑了十几年、几十年，这是最后一站了。也有来向我通报情况、探讨问题的。大都是平民，，也不时地出现将军、人大常委之类高级人物。有一回居然有一个以辽宁省四平市市委书记黄勋章为首的“流亡政府”（他本来是清查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却不堪当地四人帮分子迫害而逃亡）跑到我家来！那故事之生动，简直就是一部现成的电视剧剧本！
总之，这就是我1979年以后的生活方式了。若不是《人民日报》收发室帮忙保密我的住址的话，我的笔记本上的史料就会又多出几倍了。有一位来访者在我家附近绕了半个月。另一位年轻人倒是找到我的家门，可是来了九次，我都不在，最后还是在纽约见了面。
见过面的人，往往还会再来，几次三番地来。他们知道我的能力有限，并不抱太大的的希望，但是仍然要不辞辛苦地来，常常不过是告知我一点点新的情况。这就只能增添我的内疚。
我又是一个“轻然诺”的人，我们东北人叫“面软”。头一次失信记得很清。那是年冬天早上走进我家门的三个年轻人。是从徐州来的，说是他们工厂的厂长就是个和王守信一模一样的人物，请我一定去做次采访。我家太窄，睡着“满山满谷“的人，因而都没法给上他们一个座位，送上一杯茶。只能站在狭窄的过道里谈。来人很激动，我也就跟着激动起来，马上答应去。他们临走前还把一只崭新的“英雄”牌金笔递到我手里。
更多的时候，我能够把客人请进我家最大的房间—那个15平方米的客厅兼书房。这时，我们就可以从从容容地交谈了。我打开笔记本，对方以为我是开始帮他的忙、解困济危了，而他的叙述更大的意义，实际上却是在为我填充我内心里二十几年历史记忆的空白。还要过很长时间，当我在太平洋彼岸翻阅当年的笔记本时，我才明白，那些年走出那个房间的人，真正得到我帮助的其实不多，这种谈话也许至多不过给他们一点安慰，一点希望而已。记载下来的东西，也很少变为我写作的素材。时过境迁，那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到了21世纪的第四年，当我发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算计着身后能留下多少东西的时候，心中忽生一念：那几十本笔记，倘若有人能认清我的笔迹，把那上面的纪录原原本本印出来，也会成为有用的当代史史料吧？也包括我收到的很多来信。在那里，他们能找到国家档案馆、历史学家的书斋里决不会有的东西。这么一想，又不免有点心酸：那些年若是再多几个人对这些流浪在首都街头的人有点兴趣该多好！
其实，我此时此刻所写的一切，也无非就是对于那些笔记的再加工。就在此刻，我似乎又悟出一个真理：一个人在从事某一行动时，不可能真正理解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他才会领悟那件事所包含的另一种意义。下面要告知你的事，就是当年我在倾听和记录那些谈话时，所谈的事实里已经包含、却是我当时无法领会的一种历史现象。
我的客人，十之八九可以归入“上访者”一类。在常人的意识里，这就是为了解决个人的委屈，或者追回的人的损失而到首都来告状的人吧。其实不然，就我看来，至少一半以上并不是为了个人。就说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吧，那绝对是一个大户，几十上百人连续上访十几年。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为了个人的得失。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地区的首府）的党政军警经各种班子是黑透了，早就把一批又一批人发动起来去和黑暗势力抗争了。倘若他们的斗争唤起了黑龙江省和北京舆论界的同情，哪怕只有几位有影响的名人给以支持，他们就不会失败；而大家的努力哪怕能把黑龙江省的黑幕揭开一角，1987年那场震动世界的大兴安岭大火也就许就烧不起来了。“你说此言，有何为证呢？”我手里就有一份揭发大兴安岭森林警察队黑幕的材料，几十页长。里面就写到那个警察队在录用工人上如何违反国家的规定。而后来那场大火的起因，就是不合格的工人在操作上违反规程以致引起机器内的汽油燃烧的结果。
那些和黑暗势力搏斗的几乎全都是名副其实的小人物。很多人既不是干部，也不是共产党员，甚至临时工还没转正呢。他们在各自的单位里，从来都是少数，甚至就是“孤家寡人”。而他们的上司、上司的上司，早已结成帮伙，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压他们，就算他们偶尔“上达天听”，使对方小有所失，事后也会遭到几倍于成功的打击报复，那时就别想得到谁的保护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已经有很多先行者倒在血泊里了；幸存者中很多人也已斗得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了，怎么就死不回头呢？
姜怀玉，山东省文登县一位农村教师，1959年回家病休期间发觉村干部少报田亩、贪污粮食，他便起来揭发，从此一场寡不敌众的战争开始了。说战争，并不夸张。那村干部的家族势力和文革期间结成的政治帮伙，居然能够把姜怀玉的家院死死包围多日，逼得他不得不在屋顶上穿洞而逃！姜怀玉带着长女上访多年，长女患癌症后，又带上小女儿继续上访。几十年下来，儿女不能求学、不能就业，也耽误了婚嫁。文登县近年来富庶多了，而姜怀玉家却一贫如洗。经过中纪委常委李之涟亲自过问，派人进一步查实案情，决定平反，山东省委居然仍然硬是顶着不办。
大兴安岭的宋秀兰就属于另一代人了，经历却和姜怀玉那么相似。她是在百货店核批发站管会计的。和周围大大小小的贪污、盗窃分子没完没了地斗，直到把当地恶势力激怒到不断羞辱她，殴打她，连她的丈夫和孩子也不饶过。她所反对的人，也有遭到处分的，但不久就官复原职，毫发无损。宋秀兰也不是不知道那是由于黑龙江省委领导是加格达奇黑暗势力的总后台，但她和姜怀玉一样不肯善罢甘休，到我离开中国时为止，还在一次又一次地跑北京控告。
回过头来看看历史，我就不记得在20年代、30年代的中国，普通百姓里有过多少这样的人。他们显然是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产物。但是，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它虽然反对自己队伍的腐败，却从来都只许它自己来稿，并不提倡人们自发地起来揭发或批判腐败现象，甚至还由毛泽东本人出来反对对于共产党本身黑暗面的批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郑重其事地宣布鲁迅式的批评和讽刺不能用于共产党，只能用于敌人。最明白不过的证明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了。奇怪的是，反右派运动以后，大家的印象是知识分子和干部是不敢说话了，岂不知在底层并不全然如此。不仅是别人当了右派不足以警戒自己，就是自己个儿已经戴上了右派帽子，还不知天高地厚地继续干那种傻事！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粮食局里就有这么一个人，名叫杨玉辰。十几岁上就因为多嘴多舌，被打成右派。还不老老实实“脱胎换骨”，见到有人销毁全部粮食供应的册籍，又“跳出来”捣乱了。他说那样一来粮食供应非乱不可，果然叫他说对了。家家户户都来买粮，轮流排队，一下就造成缺粮九十多万斤。他还主张追查责任，反对写假报告，这就得罪了一大批人，都是身份比他高的。先是说他既是右派，就不宜担任粮食计划调配这样事关重大的工作，把他给撸下来了。接下来连干部身份也给取消，叫他到农场劳动去了。接着就停发工资，后来又索性给他几十块钱，叫他退职了。他不服，去北京上访，被抓回来，又成了“现行反革命”！那是1964年，文革还没开始呢。草绳一捆，送去劳教了。两年后归来，连口粮都没了。走到街上，什么人都可以打他，骂他。他有时神志不清，竟找不到家门了。可是尽管一家人饥肠辘辘，穿不上一双棉鞋，杨玉辰仍然继续调查、揭发粮食局领导贪赃枉法的罪行。
这种人，当然只能是少数。但绝非个别。你若不相信的话，我还可以放下东北的杨玉辰，举出一个西南的葛德国。那就更加传奇了。也是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在四川万县的检察院里，他一举给三反运动立被打成贪污分子的一百多人平了反；后来又给肃反运动里被打成反革命的很多人都平了反。反右派运动里，他就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一个“一贯包庇敌人“的帽子，成了右派。他因此成了那一带的名人，二十年后人们还记得他，跑到劳改场找他上法庭为自己辩护。他就居然敢化名担任律师真地去了，还就打赢了官司！那已经是文革后期，然而他免不了又增添了一个罪名。后来右派的事是平反了，但他还必须排除种种干扰，才终于当成了律师。立志一定要为冤屈者争回他本人失去的时间的十倍，那就是二百二十年。1986年我见到他时，已经完成了一百多年了
今天在这里唠叨这些旧闻旧事，目的是参加一场无声的辩论。从万里之外倾听国内讨论中国前途的各种主张，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些人把立足点放到了1919年，或者1949年，认为只要回过头去跟着胡适走就可以了。至于把1949—1979，甚至1949—1999年那段历史一笔勾销，那就更久远了。既然1949年后发生那许多灾难，那场巨变也就不能叫做革命。最好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而为了使共产党不致夺得政权，就最好不要抗战，因为它就是借那个机会壮大起来的。连北伐都不搞就更好。再往前说，难道有必要搞辛亥革命吗？让慈禧太后去搞君主立宪，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这种思想和20世纪末的世界潮流是很合拍的。既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失败了，何必当初？问得似乎很有道理，却又毫无道理，因为有谁敢说他能拿出一套办法阻止那些革命发生呢？何况当年革命成功之时，也未必就先天地注定了它一定会失败。再说，难道没有人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扼杀它们吗？
然而这不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事。我想，只要是在大陆生活过的中年以上年纪的人，就不会看不到那里的人是变了。正面的和负面的变化，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正”和“负”，还不易分清。1949年前，穷人也很多，但是见不到几个怨恨社会不公的。也没听说过失业的人自杀。现在不同了。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我看就是怨气遍天下。怨的就是社会不公。那么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就那么公道吗？当然不是。这就值得研究。为什么那时候穷人就不去放火、投毒和搞爆炸呢？几年前石家庄的那场大爆炸，说是有三两家人得罪了一个聋子，那人就来搞了这么一次报复。我始终不相信，这个动机会促使他去伤害几栋楼的住户。
毛泽东对于中国的统治，曾经比斯大林对于苏联的统治更加有效。俄国革命后，知识界曾经享受十年多的自由，文艺界创作出一系列世界级的作品，在理论上也有一流的贡献。中国呢，解放军一进城，从思想、文化到生活就只有一种颜色了。那并不是强迫的，中国人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戴德和五体投地，心甘情愿和共产党“保持一致”。苏联人对于共产党那一套意识形态，也绝没有像中国人那样信服乃至身体力行。这当然是导致中国的历史悲剧比别人更加惨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