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莫斯科星空时我心中闪过的那条思绪----共产党能给中国人带来温饱，却不会带来自由和快乐，其实是淡淡的而且暂短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自由和快乐本来就不多，又有多少可以丧失的呢？继而一想，又觉得自由和快乐对我们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不然的话，在我二十四年生活中，人们的谈话和思维里，这两个词何以很少出现呢？

这个想法，和我十四岁前后对于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的记忆是分不开的。那时候每天上学和放学都要坐电车经过哈尔滨火车站。那座拜占庭式的建筑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广场，这时时常见到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拥挤在那里，满面倦容。我知道那是从我的家乡山东省来到这里的难民。本世纪初我的祖父祖母就是带着他们所有的子女逃荒到这里的。想必也在这广场上歇息过。我想他们会干渴，但是没有人送水来。他们人生地疏，今晚到哪里过夜呢？没有人前来照应。而这个城市所有的居民又都是难民的后代。

有时我也到车站里面观察过，常见那里有一条黑压压的队伍，那是难民们回乡探亲，或者做些小买卖。队伍里时常会有人群不知不觉地向前涌动，这时那站在收票口的人员就恼怒了，他站在高处，抡起一根木棒，劈头盖脸地向乘客们打来，我只听到清脆响亮的木棒声，却从未听到挨打的人抗议的声音。

那时我就想，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逃到这里来呢？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常听大人们说，日本人一旦打进来，我们就成了亡国奴了。但是山海关以内是国民政府统治地区，那里的人就应该不是亡国奴，享有更多的自由，那么我的这些同乡又为什么宁肯放弃自由跑来当亡国奴呢？

饥饿与中国形影不离

五十几年后，当我对比我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说起这个事实时，他们的反应都是十分惊奇。这又令我感到惊奇了。再一想，明白了：在他们的思想里，“自由高于生存”已经很牢固了。

历史书上常写中国的统一如何遭到破坏。其实中国最大的分裂是城市和乡村的隔离，虽然没有一条境界。那种隔离的深度恐怕有时会超过两个不同的国家。

父亲从来不对我讲家乡农村的苦楚。从大人的对话里，我四岁上就熟知了两个汉语词组：一个是“天灾人祸”，另一个是“兵荒马乱”。闲来无事，有时候我便自己编织出一副想象的图画。祖父最爱吃的主食，是山东煎饼，那是把小米、绿豆或其他杂粮，磨成分浆薄薄地摊在饼锅上，顷刻间便制成一张很大的薄饼。祖父的牙齿很好，他常常把三张煎饼叠在一起，里面放上一棵大葱，抹上少许大酱，卷起来，津津有味地吃着。另一种流行的面食，叫做“杠子头”，和烧饼相似，却是硬面做的，表皮又烤得很硬，扔出手去可以打伤人。第三种流行的食品，叫做“锅饼”，很大，直径有二尺左右，是硬发面制成。于是我就想，为什么这三种食品都做得那么干又那么硬呢？多半是为了便于储存，不致发霉。锅饼为什么要做得那么大呢？煎饼为什么一次要烙很多----上百张呢？我想许是为了长途逃荒携带方便吧。

城乡的最大差别，其实就在生和死的问题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基本上全是农民。大城市的居民甚至到今天还不知道有过饿死人的事。知识界和城里人对于农民命运的漠视，遭到的报复是他们变得盲目了，看不见吃饭问题在全民族历史上和对于汉民族性格的形成上所起的重大作用。

1998年，郑义先生的巨著《红色纪念碑》问世。他第一个提出了文革期间广西地区发生的人吃人的问题，瑞典的汉学界人士和很多人类学家都认为，到了二十世纪仍有人吃人的现象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激发了一位瑞典的青年汉学家本格特∙彼德生的异议，他便埋头于中国历史典籍，把中国历史上的吃人问题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题目，他发现从通史、到断代史、到地域史上，从公元前五百多年到二十世纪，有关各种天灾、战乱造成的饥荒的记载不绝如缕，每几年便有“关内大饥人相食。”“是月，大蝗，人相食。”“城孤，粮尽，人相食。”之类的记载，但显然是欠完整的。可以断定，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几乎从来也没有完全摆脱过饥馑。可以想见，当“尝百草”的时候，我们祖先生活的主要内容便是在大地上寻找各种可以充饥的物质。饥肠辘辘使他们昼夜思念的就是可以入口的食物，他们要不停地去寻找，极其节制地消费那有限的食物，那就需要高度的理性和自律，于是汉民族就成了重理性而轻想象、重实利而轻理想和重安全和轻冒险的人。

1949年有过一场革命？

对于1949年的巨变，属于一种什么性质，大家意见纷纭：好像多数人已经否定了那是一场革命。认为那是共产党这个妖魔从空而降，以暴力和欺骗俘虏了几亿中国人的，也不乏其人。最新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被绑架的中国人把绑架者视为自己的恩公。其实1949年的巨变不仅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包括政治革命而又比它深刻得多   的社会革命。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完成了一场空前广阔而又深刻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革命的主要成果，我看是改变了那“黑压压一片”中国底层人民的地位，从而也改变了那些人本身。比欧洲晚了五百年的“文艺复兴”，这才真正开始。五四时期喊着“个性解放”口号的人，大概不会想到农民也应包括在内。我的报告文学《关东奇人传》里所写的农民富贵，小时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变成一个火车头，突突突地向前冲进。其实他是想发财；为了发财就得把自己身上的劲头发掘出来。欧洲中世纪后的个性解放运动，也就是这样的为资本主义准备了基础。只有实行了土地改革，富贵的才干和冒险精神才得到施展，也就很快的发家致富了。但是他怀疑合作化会使懒汉和笨蛋占他的便宜，便远走高飞，当工人去了。当工人，又成了能工巧匠！二十几年后，政治气候变了，他重回农村，又成了贫穷的克星。他每到一个穷队当领导，几个月便大有起色，一两年便由穷变富了。后来他又改行经商，走南闯北，没多久就成了一个资本家。而这么一个大能人，居然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

毛泽东未必有意，那场革命却自然而然地启动了人们心中沉睡了多年的向上的意志。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他家院墙以内的那块地方，根本没有“社会”和“为公”的意识。现在你看，无论三教九流，多少人破门而出，要为他人做贡献！他们当然会投到党的门下，有人还不免会变成政治运动中的打手，再晋升为官僚。但毛泽东有意要培养为他的忠诚后代的人，却至少有一代成为他的叛逆，那就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那些知青。这场革命的最大贡献是把亿万“人下人”（他们甚至从来也没有资格进入上等人和城里人的视野之内）引入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在1949年以前，却只有出身劳动人民以外、从而才能受到教育的极少数人才有资格担任这种角色。这个变化的影响将是持久的，直至一两个世纪以后。

在有些人看来，承认那是一场革命就等于是承认了其后半个世纪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他们不懂得那场革命的完成，也就是一场反革命的开始。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认为在完成了第一个“否定”（推翻三座大山）的同时，就应该开始第二个“否定”即对于自己的“否定”---- 清算自己在取得政权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作为农民党的共产党的局限性；特别是当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之后必然发生的种种负面的变化。所以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也就蕴含了史无前例的失败和崩溃。本来这也并非全然不能防止的，单极有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只准歌颂、不能批评的指令在先，又有1951年关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定性在后，也堵死了这个当改善自身的通道。

“吃饭问题”在汉民族精神上留下的印记，这时就开始对共产党帮倒忙了，那就是一旦吃饱肚子后的心满意足。五十年代初期，我曾经到几个大工业城市的工厂里费尽心机地寻找出于公心、敢于向领导指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青年工人，结果一无所获。后来我才发现，所有的青年工人都是刚刚从农村进入城市，从“靠天吃饭”到每月拿到固定工资，从粗粮也填不饱肚子到大米饭、白面馒头敞开吃，这个地位的变化之大，使他们对党的领导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去指责和批评呢？

灾难并非不可防止

也不是说1949年以后的历史必定要走上那条灾难的路。曾经有过机会作出另一种抉择。1956年是最好的一次机遇。在苏共批判斯大林浪潮的推动下，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它的决议里也正式否定了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纠正由于执行斯大林路线所造成的错误，为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新党章里甚至取消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理论基础的话。

据我个人所知，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是并不一致的。他要求批判地审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错误与问题，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一味地歌颂成就。刘少奇公开地主张扩大新闻自由，明确地表示支持1957年春季工厂里的罢工浪潮，毛泽东则从无这一类的表示。毛泽东对于党的八大是很不满意的，但是他也拿不出理由来反对。问题在于不知道毛泽东通过什么样的阴谋权术居然能够使中共高层接受了他的主张，开展了1957年那场灾难性的反右派运动，造成中国政治局势的大逆转。

1962年又出现了一次机会：饿殍把毛泽东逼到墙角，他终于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几句了。是时，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会上对毛泽东的错误也怨气冲天，为彭德怀平反和对毛泽东给以处置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了。但终因形不成有形的力量，毛泽东遂得以脱身，同年秋后就来反攻倒算了。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共各级干部中反对毛泽东路线的斗争始终没有中断过。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捆住手脚，相互不敢串联，不能协同动作，尤其不能形成组织，因为那一切都属于非法。就连党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命名正确却遭废黜而不能把问题诉诸全党，也是由于不敢承担“分裂党”的罪名。在列宁时代，俄共党内派别斗争是公开、合法的。不同派别的政治观点在《真理报》上公开辩论是经常的事。斯大林取消了党内的这个自由，而毛泽东则进一步把党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组织性、纪律性”直至“共产党员必须做党的驯服工具”定为天经地义，从而扼杀了党的自我更新的生机，却为党的法西斯化铺平了道路。

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遭到了失败，而是即使在遭到致命性的失败之后，我们也很少总结教训，甚至连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也不清不楚。比如一说起反右派运动好像就是几十万右派遭到了冤枉。其实中国法制建设遭到的损失也至为重要。1956到1957年，全国普遍恢复了法院、检察院和律师制度。几十万精干的干部派往司法战线，清查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很多冤案已经平反，很多死囚已经脱去了囚服，但是反右派号令一响，所有这一切都被推翻了。从中央司法部副部长到各省市司法厅局长，大批主持正义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不下三分之一的律师由于替受害者辩护，也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从此中国就进一步落入了无法可循、暗无天日的世界。

但是，我们至今没有得出这场历史性失败的教训。正如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已经过去了十六年，我们仍然说不出它失败的原因一样。

中国人智商不低，却似乎欠缺思考的习惯。很不认真，很不专注，打一个俗话里的比方，熊瞎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就这样被我们切成片段，斩断了其间的血脉的联系。

冷战断送了一个最佳选择

几场连续的失败，表明中国人没有能力作为历史的主体去开辟历史的航道，却接连拱手错失最好的历史机遇，这就证明1949年由中共“解放”和统一全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抉择。八十年代中期，我就有过一个想法，日本投降当时，国共两党谁都没有力量消灭对方，所以1945年开始的由美国居间调停的国共和谈，倘能取得成功，不仅可以避免一场内战，而且可以使中共掌权后造成的种种灾难不致发生。为什么呢？因为1945年当时，国共两党可说是势均力敌，两党和平共存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可以使中共不致垄断中国政权；而只要毛泽东不独得天下，他就不敢为所欲为。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就不会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能够和美国和国际社会保持正常的交往，这又是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我所知，中共对于打一场内战并无必胜的信心，而对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竞赛却有相当把握。尤其是苏联忠于雅尔塔协定，只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明确反对中共投入另一场内战，这就使中共更加倾向于接受和平。

不幸的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右派势力取得优势，发起了反苏反共的四十年冷战，在对华政策上从比较清醒、公正地对待国共两党和避免内战一变而为全力支持蒋介石，于是内战便在1946年七月全面爆发了。毛泽东和我们这些中共干部，谁都没有料到会不到三年中间战胜了国民党。同时，更加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场辉煌的革命竟在不到十年中间就转化为反革命，普天同庆的伟大胜利带来的竟会是一场漫长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