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正在想他，他来了，这个陈世忠。半年前头次见面，他的经历和性格就给我留下强烈的印像。是个非常奇特的人。“为甚么我们的小说家至今还没有写过这样的人呢？”──那天他走后，我想。的确，在我的文件袋里(我把来访者中重要的个人和来访来信中重要的案件，分别装到一个大牛皮纸袋里)，至少睡着十几个极富特色的人物，始终进不到当代小说里去。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性格还不如活人鲜明，这是为甚么呢？我不懂。
       
    难怪第一次见面我没记住他的长相呢，他确实貌不惊人，是知识分子中最常见的一种：身量不高不矮。瘦。脸也是瘦瘦的，面色苍白，眼睛不大，戴一副近视镜。他很爱激动，但在表情和动作上却不大流露出来。
       
    “我这次是为一个人的冤案来北京的，”他把一份材料递给我，标题是：《人血不是水》，副题──“我向人民记者的良知呼吁”。
       
    那是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事，他仍然记得很清晰。是他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服刑期间亲眼目睹的一起杀人案。
       
    “我们一百多名犯人在知识青年李队长和三名解放军战士押解下打草。定额是一人三百斤。犯人李植荣一向积极接受改造。那天一上午他就打了四百一十五斤。下午他继续打草。
       
    “犯人大组长刘德元负责插红旗。‘划地为牢’，通常插四面红旗，形成一个四边形，这就是警戒线。事有凑巧，这天下午他插了五面旗，成为不太规则的五边形。李植荣只顾低头打草，走到这个地方──”陈世忠在五面红旗的左上侧，给我画了一个记号：
       
    “解放军战士喝住他，说他出了警戒线。李植荣说他没越出警戒线。按平时四面红旗的方形阵势，他确未出线。那战士听他胆敢顶嘴，就令他走出来。李植荣乖乖地走了出来，这样，他就在那条斜线的五米之外了。这时，取暖的另一名战士(可能是班长)走了过来，问怎么同事。两人嘀咕一阵，班长就问李植荣：‘你犯的是甚么罪?’‘反革命。’‘你过去是干甚么的？’‘国民党青年军二O八师排长。’‘杀过人没有？’‘杀过。’
       
    “于是班长就叫他转过身去。李植荣又服从了。班长掏出子弹上膛，可是一失手，子弹掉在地上。他趴在地上找了一会儿，才拣了起来。李植荣是军人出身，一听到上子弹的声响，急忙转身，可是一颗子弹已射中了他的腰部。他应声倒下。那班长又朝天放了一枪。李队长赶到现场，班长对他说了几句话，李就召集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经我解放军鸣枪警告不听，被当场击毙。现在收工！’

    “这时，李植荣忽然忍痛的跪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
       
    “犯人们被押回牢房，留下一名战士看守现场。第二天派大军组犯人李伯海和郑XX去收尸。他们回来偷偷地说，发现现场已经变了样，红旗被移动了，尸体在警戒线几十米以外了。”
       
    陈世忠最后说：“这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杀人罪行！”他一口气列举了十四个在场人的姓名。我想，他的记忆力再好，若不是时常想起这件事，现场的情景和这些证人的姓名也不会记得这样清楚的。这时，他像是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补充说：“第二天收尸的时候，尸体还是热的！这说明李植荣并没有死，有十几个小时可以抢救！而旁边一直有一个解放军看守！”
       
    他和李植荣非亲非故，也不认识他的妻儿，但是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五日他本人的冤案平反以后，第三天，他就给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写信为李植荣鸣冤，没有回音。其后三年半期间内，他给黑龙江省副省长安振东写信，信转高级法院院长张厘，回信说已转送省高级检察院。他又给省高检院长于健写信，不久回电话说此案已转嫩江地区，据说当时已做了处理。他问凶手如何处理的？被害者家属知不知道事实真相？对方答不上来。他表示不满，那边说他可以向军事法庭起诉。于是他又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写信，不久回信说，信已转黑龙江省军区检察院。一个月后他又给解放军检察院写信，对他们迅速转信表示赞赏，但望他们负责到底，不要一转了事，每过两三个月催问一下处理结果。后来有关方面告诉他，当年那支部队已改编为吉林省军区白城守备区守备五师，已将信转去，今年八月，陈世忠便又给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沈阳军区政治部和吉林省军区白城守备区保卫处去信，查问此事。毫无结果。
       
    他低下头，半晌不语。显然，他是深深地失望了。我望了望室内地上、书架上堆得满满的牛皮纸口袋，心想：凶手有真名实姓，杀人不止一个的案件，还没处理呢。你连那班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十五年前的事了，被枪杀的又是一个犯人，谈何容易！  
       
    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来。原来这个陈世忠并不清闲，半年前他对我说起过的事情一件也没有解决：他揭发哈尔滨市总工会和职工业大领导在分房问题上以权谋私，遭到报复；他业余时间搞的那次重新技术革命，原先是学校百般阻挠，现在长春那家工厂又撕毁协议，拆了他的台；妻子对他的折磨尚未完结......这个陈世忠怎么还有闲心为一件十五年前无辜被害的人奔走呼号！
        
    他回答了我没有提出的问题：“那李植荣，原是个体育教员。一九五七年被捕，说是反革命。他不服上诉，刑期由十年改判十五年。肯定也是个冤案，要是活着，也该平反了。可是他服刑期间那么顺从，卖力干活，还给杀死了，这不是冤上加冤吗？最可怜他那个妻子，胡凤兰，一九六一年还到兴凯湖农场去探过监，住过一段时间，回乡后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小早’，想是盼望父亲早日释放的意思吧？但这个孩子连父亲的面都没有见过，现在该有二十岁了。母子二人至今还以为丈夫和爸爸是‘越狱逃跑被击毙的反革命分子’呢！”我多少明白了一点点。《人血不是水》那份呼吁，结尾处写道：
       
    “想一想，死者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声誉怎能让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案、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了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还有，这种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连同‘文化大革命’一起彻底否定掉，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吗？”
       
    问得有理。的确，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之间，很多人就没想到历史悲剧的规律是不加制止就会重复，会逐步扩大，自己有一天也难幸免吧？
       
    然而引我思索的却不是他的这些观点，而是他的那种感情。说起来似乎也很简单，无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对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陈世忠身上，这种感情为甚么会这样强烈，如此执著，本人二十年的凄惨遭遇没能冲淡它，几千万人□经历的旷古浩劫(那十年，死一个人算得了甚么呢！)也没能使它麻木呢？
       
    做不到这一点的，绝不是少数人。我好像开始摸到一把锁匙，能打开陈世忠一生之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