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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忠诚
——（四）另一个狂人
陈世忠迈下“莫斯科一北京”国际列车，踏上久别的祖国土地的那个时候，倪育贤应徵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列兵。他是个高中学生，和一般战士不同的是他特别热衷于马列主义理论。倪育贤省下自己的津贴，购置了全套马、恩、列、斯、毛的选集，还研读了他所能借到的所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联共(布)党史》、《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等。和有些理论家不同，但同六十年代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相似，倪育贤是带着那几年社会生活中大堆疑问学习理论的，而理论学习又使他越来越关切地注视中国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发现，他学到的马列主义基本观点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践打起架来．发生了难解难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
在他的那个连队里，半数以上是安徽籍战士。一件事引起倪育贤的好奇：为甚么他们一接到家信就躲起来看，还偷偷地痛哭呢？一打听，原来这些战友几乎每户都有亲人饿病而死。倪育贤震惊了。接着，灾区来的战士又不断有人跑到部队来“就食”，干部哄都哄不走，理由非常简单：“我们一回去就得饿死。”
倪育贤藉此机会做了大量调查，取得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原来造成严重饥馑的原因并不是报纸上宣传的甚么“严重自然灾害”，而是在农村推行的那一套极左改革。“高指标”、“高征购”、“平调风”和“共产风”把一个好端端的农村折腾得满目肖条，饿殍遍地！
像陈世忠一样，这个十八岁的军衔最低的“列兵”也毅然决定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了。
那是一封长达三十页的万言书。他指出，造成目前国民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不是甚么天灾而是人祸。“任何离开具体客观实际而企图一步登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做法必定要遭到辩证法的无情报复。”他请求中央“立即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在战略上实行大幅度的后退。”他还胆大妄为地提出了一系列纠偏措施：允许社员包产到户，在一定时期内准许社员自种自收，自产自销；扩大自留地，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取消国家对农民发展副业生产的限制。还建议采取累进减税的办法，即农民提供产品越多，国家徵税比例越小，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尽快挽救危局。
这是一个年仅十八岁的青年在当时正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右倾，鼓干劲”的背景下斗胆要求党中央向相反的方向修改政策。他深知，这封万言书一旦发出，后果很难设想，多半是凶多吉少。此事惊动了部队党委。团政委赵本清下令：“此信不准私自邮寄，须交团政治部审阅后，由组织处理。”从后来的结局看，这很可能是出于对倪育贤的保护。但倪育贤却抗命不交
，理由是“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向国家领导人反映任何意见”。营部又下令不准他外出。他又一次抗命，到金山乡大石头邮电局以双挂号将万言书寄往北京。
两周后，倪育贤便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执。三个月后，万言书被辗转批回上海警备区。在师党代会上，政委在报告中说道：“六十八团有个叫倪育贤的战士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所有观点都是修正主义的！这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在军内的反映。”这个结论一传达到连队，全连震动。倪育贤的政治命运也就决定了。
他过去曾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标兵”；在施工和军训中他一贯成绩优异；部队领导还多次准备培养他当宣传干部，现在都不算数了。一九六四年，他以“上等兵”的军衔单独“光荣复员”。他带着两肥皂箱马列主义和一脑子问题离开了部队。连队党支部给他作的鉴定，又跟马列主义或修正主义都没甚么关系了：“该同志作风正派，热爱学习，为人正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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