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县有两个小人物，却敢於蔑视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向它挑战。

一个是我们已经认识的刘长春。王守信瞧不起他，常常瞅着他的背影，撇着嘴说“瞧那身麻雀骨头！”然后吐一口唾沫。她可就没想到，刘长春这副又瘦又小的骨头架子会那么坚硬：“造反派”和军代表的千钧重压没能把他压倒，长年的生活困苦也没有消磨掉他的斗志，对於最终战胜王守信，刘长春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先是打成“反军”的“现行反革命”关进大牢，后来又降格为“坏分子”投入本单位“民办”黑牢。出来以后又是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沉重劳役，每月只发二十元“生活费”；家中还有一个患严重心脏病卧床不起的妻子，在王守信的儿子、新立公社副主任刘志忠的布置下，医院还不给看病，不给开药。最后，命令他和被当作“旧人员”淘汰的干部们一起去插队。这时刘长春已欠了一身饥荒，取借无门，无奈只好三文不值两文地卖掉仅有的财产两间半房子，才卖了四百元钱。下乡后妻子病情恶化，不久死去。在农村劳动四年半，一千多名下放人员中，刘长春又是最后一个被准许返回宾县的。

这时，王守信已成了宾县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家里的摆设和生活水平，不下于省委书记。找她送礼托她办事的，应接不暇。刘长春则只剩下孑然一身，真正是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片瓦无存！

刘长春这辈子就吃亏在一个拗劲上，文化大革命前那十几年，他就不吃香。也不分是谁，他爱提个意见。

从农村回来，看到王守信盖了几幢房子。  “她哪儿来这么多钱呢？”他开始调查了。找曲兆国，这人爱嘞嘞，他把王守信借给省燃料公司一万元现款的事说了。临走时仔细打量一番刘长春，明白了他的用意，机灵透了的脑瓜里又把双方力量过了过秤，问道：“你整得了人家吗？”

“那要看她有没有问题！”刘长春还是不减当年，那个坚决和自信的劲儿，活像他是个地委书记。

刘长春这时也已经感到王守信有贪污，问题是得有真赃实据。他过去是搞计划统计的，知道光是在附加工资上搞鬼，贪污不了这么多钱。他去找老武头：

“计划外煤的加价，在‘日结’上是怎么处理的？能不能看出来卖了多少小窑煤？”

老武头说：“不能。一般只报一吨二十四块八。看不出外加十五块一。”又说：“往往写一旬报告的时候，在紧底下一格上写一下，收小窑煤运费多少多少。”

煤票怎么开呢？在白石当过营业员的一个人告诉他，卖煤时开两张票，原价和外加运杂费分开，后一张票不上交，随哪儿扔。

“这么说，都贪污了？”刘长春很兴奋。

“谁知道！不让咱知道……”

“那妥啦！”刘长春心里暗暗盘算开了：一年卖九万吨煤，假定其中一万吨当小窑煤卖，就能多收入十五万元，五年下来就是七十五万元！怎么查呢？好查！拉大网，让全县各单位都来清查买煤单据就行。

这一大发现大大鼓舞了刘长春。於是他又接着调查和研究王守信种那几十垧地年产多少土豆，黄豆；四个劳力一年打多少鱼；在临时工、季节工的附加工资上能贪污多少……这就是当中共宾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杨清去向王守信出卖检举人时，一个非党群众，在悄悄地进行的纯义务劳动。他不企图从这次劳动中获取什么，后来事实证明他不仅是一无所获，至今还为此吃着亏呢。

无独有偶，还有一个人，也起来捅起王守信这个马蜂窝了。此人名叫史怀亮，是药材公司的工人。

还在一九七二年，他就贴过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王守信是解决宾县问题的钥匙》。

史怀亮不同于刘长春的，是他关心和思考的问题，范围更宽一些。他有时还会不声不响地搞出一点惊人之举。

一九七二年，他忽然灵机一动，给毛主席寄去十元人民币。在汇款单上附笔写上“此款系党费，请您老人家收下。史怀亮。”

事情确实奇怪，后来几乎使史怀亮遭受一场灾难。因为这张汇款单后来被某个部门退回来了。药材公司的领导和党员纷纷质问史怀亮：“你明明不是党员，有什么党费可缴？”“你向毛主席寄钱缴党费，是什么意思？”他们又自己作出了解答：一、“你是一个入党迷，简直迷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了！”二、“你是一个精神病！”

为什么“迷”于“入党”，会是一种罪过呢？那一定是由於“入党”不是为公而是为私。有什么根据说史怀亮是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是为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要求入党呢？以已之心度人之腹呀。或者是：这种推理反映了客观上实际存在的某种状况：入党确实可以成为并且事实上已经成为获取私利的手段了？

但是，这难道不正是史怀亮的忧虑所在，正是他向毛主席缴党费的原因吗？他申请入党已经多年。后来，他有些不解了：新甸粮库一个人，入党三个月被开除了，因为套购粮食二万多斤。县粮食科一个人，入党四个月又被开除了，因为是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还有入党三天就被隔离审查的。一了解，原来这些人都是入党以前就犯了罪的。那么这种人为什么能够进到党内呢？他到哈尔滨市和各县出差，又听到：不少人党组织并未通过，也进来了，叫做“特批”党员，都是靠“关系”入党的。他想：“长此下去，这种人多了，党不就要变质吗？……这是严重问题！”想个什么办法让毛主席知道呢？写信吧，怕毛主席收不到，再说，一旦转下来也是个麻烦。琢磨很久，想出个寄“党费”向毛主席发出暗示的办法。毛主席一定会想，这人为什么不把党费交给县委，却寄到我这儿来呢？一定是那地方的党出了问题吧？只要毛主席这么一想，批示下来，他史怀亮就可以放心大胆，一五一十把宾县党的问题报告给上级党委了。

他想得挺美。没成想事与愿违，徒然招来没完没了的批斗，而问题并没有反映上去。不过这倒使他更加坚信：这个党组织确实出了毛病了，不整是不行了。

史怀亮管得太宽，是“精神病”的症状之一。

史怀亮不象刘长春，他稳当得多也憨厚得多，常常带着一脸傻笑，不象一个好斗、好跟人过不去的人。他的“精神病”表现为对群众的疾苦非常敏感，好像他身上有一根神经，经常准备着通到路旁毫不相干的人身上。他说话不多，慢条斯理，把别人说话的精力都用到思考上去了。为什么宾县一九七六年只遭了一次灾，还并未绝产(亩产还有一百七十多斤嘛)，就缺吃少穿无柴到如此艰难程度──又是国家紧急拨款拨粮拨煤救济，又是县城普遍发动捐赠冬衣，结果还有许多户农民把屋顶上的草和炕沿的木头都烧了取暖呢？咱们社会主义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集体和个人两头都还这么穷？……他每天晚上经常学点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由於收入微薄，他只能买较薄的单行本，不过《反杜林论》他还是学的很熟。文化虽然很低，他还偶尔要写个社会调查报告什么的，好像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宾县分院的研究员似的。──这不是笑话，宾县文化、理论水平比他高的，笔杆子比他灵得多的，大有人在，但还没见过一个象史怀亮这样把社会问题的调查

研究当义务劳动来做的。

这样，他的眼光自然而然地也就落在药材公司内部。而从这个时刻起，他的生活中一个新的篇章就开始了，那一章的标题是：《爱思考是一种不幸。忧国忧民须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或称为：《一个好人得到的往往是恶报》。

他看到的头一个触目现象，是我们写过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潘书记来到药材公司，在领导班子内部搞他的小班子，小圈子，把原先的老领导都一个个整走了。新的领导班子，五个人竟有四人不是工会会员！潘书记当了二年书记，成了爆发户：原先欠下的公款一千三百多元，两年还清，这还不算，他儿子还买了轻便摩托一台，猎枪一支，家里还添置了高级收音机、钟表等。而他的工资不过五十四元五角。史怀亮进一步观察公司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把他的结论写到后来的大字报上：“……奇怪的是，我公司的个别领导人，虽然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却作着十八世纪封建帝王的美梦，他的主义或信条是：‘朕即世界’。谁不听话，他就整谁。药材公司的工人没有一点公民权利，变成了奴隶，而领导人对工人可以任意摆弄，把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公司改变了性质……”

当史怀亮又准备给王守信贴出一张大字报时，有人来劝他：“算了，你整不过他们。”他笑了，说：“那也不要紧。历史会记载下来。有人反对过王守信。这也会起作用的。”

王守信的真面目暴露之后，他又写了一张大字报，亲自张贴到县委大楼里。这是一张挺别致的大字报，标题叫《社会科学的卫星》。开头是这样写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里，宾县县委几届领导，为我国社会科学成功地发出了一颗社会资产阶级人造卫星。她不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了宝贵地科研资料，我认为对於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参考价值。王守信手中一无工厂，二无土地，三无商店等个人私有的生产资料，而竟能储存货币达四十一万四千八百元之多，物资九百多种，堪称豪富之家。我认为王守信的产生、发展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否则她就不能存在。为此，对她进行解剖、分析，将对人类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因此，我奉劝和王守信有牵连的几届县委主要领导人(不包括张向凌和有关科局长)，不要害怕，不要只考虑个人责任问题，而要从党和国家的命运出发，实事求是地向省委和中央谈出全过程，总结出教训来……”

    这是一张很有益，很有必要的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