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刘宾雁同志，特写《人妖之间》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这是您所始料不及的吧？

    答：是的。反响之广、之强烈，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我收到除西藏以外全国所有省区读者的大量来信，几乎一致反映 ，这篇东西在那里引起了震动。就我所知，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文章，已有七家报刊转载，三个省市电台广播。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人．都对《人妖之间》表示关注。五十年代中期我的那两篇特写在当时也曾引起过比较大的反响，然而同今天的情况简直不能比拟。我觉得，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其意义已超出了一篇作品影响大小的问题，甚至也超出了文学同生活、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这两种反响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反映了我国人民群众和干部今天对于国家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关注超过五十年代有多么远。这篇特写的质量、水平，同它引起的反映很不相称。这使我经常感到不安甚至惭愧。《 人妖之间》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新的、不为人知的问题，正好相 反，那是一个人所共知、早已成熟因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实现四化道路上必须扫除的严重障碍。作者不过是说出了人民群众心里的话，如此而已。我由此得到很大启发：时代确实变了。我国人民的觉醒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谁若是看不清这一点，他就要犯极大的错误。然而，这样的人却是有的。

    我在这里要顺便向给我写信的广大读者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在来信中反映情况，提出问题，表述他们对解决当前我国面对的重大问题的见解。这些，都给我很多鼓舞和启发。

    问：您是怎样决定通过特写来反映王守信大贪污案件的？

    答：一九七四年，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青少年犯罪有了很大发展。那时我在河南省的一个“五七干校”里。事情严重到我们的安全都一度成了问题。“四人帮”在河南的党羽那年秋天在全省搞了一次所谓“红色风暴”，逮捕了大批大批的青少年。有人把这仅仅看成是道德和社会风气的问题。“走后门”成风，也有人视为人们的思想和道德问题。

     “四人帮”覆灭以后，又有人把“四人帮”的流毒看成仅仅是思想和道德上的影响的问题。

    但是，人们的思想和道德上的问题，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一个人的堕落或上进，主观意愿是一个重要因案的话，对于大群人群人的堕落，就不能仅仅从人们主观上找原因了。何况像“走后门”这类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思想作风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党的肌体和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倒退带来的结果。那时候在很多地区，人们为了维持正常生活，党政干部为了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也不能不“走后门”。

    王守信一案引起我的注意，就在于这个犯罪分子的成长过程中和被破获以后的情况中，有一些对于全国有代表性的本质性的东西。今年五月，正是大力宣传“四个坚持”的时候。我们所要坚持的四项原则，在宾县是什么样子？林彪“四人帮” 的十年破坏，已经不留什么痕迹了吗？过短短两年多时间，创伤都已愈合，不再需要人们解放思想、发扬民主、重新认识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那些重大问题了吗？

    王守信早巳败露，多次报导，但她在宾县还不臭。同她勇敢斗争的人也不香。一些人欢呼胜利，似乎王守信之流从此绝种，可以高枕无忧了，实际上使王守信得以发迹的条件基本未变。任何一级党委或社会科学部门，都没有人来到宾县研究社会，研究党的组织，从客观实际中找寻病灶。这就是我决定采写《人妖之间》的原因。   

    问：可以把写《人妖之间》过程中的一些情况谈一谈吗？

    答：由于目的不限于揭示王守信事件本身，我的着眼点也就不限于事件的过程。几乎有关宾县的一切，特别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中主要之点，都是我感兴趣的。可惜由于时间有限，我了解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还有几个谜，至今未完全解开。

    土改以来宾县的历史情况，一九七二年党的县委恢复之后研究、处理过什么问题，与王守信无关的五起冤错案件(特别是“四人帮”垮台以后新制造的)，以及全县农工业生产情况等等，我都作了一定的了解。后来发现，这些情况都是必要的。

    当我们进行调查时，“反调查”也在进行。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是在同一种社会势力打交道，怎么可能没有斗争，有阻力？《人妖之间》发表之后，营垒就更加鲜明了。

    问：《人妖之间》写到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吧？有没有虚构的成份？

    答：人和事都是真实的。虽然特写这种形式允许作者在忠实于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作一定限度的补充，但我基本上没有这样作。对于一些人的罪过或过错，我的反映只有不足而没有夸大之处。例如，本届县委领导成员本身各自的问题，他们在王守信问题上应负的责任，以及他们在落实政策、解决冤假错案和工农业生产领导方面的问题等等，我在文中基本上没有涉及。这并不等于没有问题可写。老实说，有的人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应该说，这还是《人妖之间》的一个缺陷。

    除王守信，杨政委等少数人外，我对很多人用了假名(杨政委也姑隐其名)。一来是为了保护一下，寄希望于他们会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另外，王守信案件的案情至今尚未完全查明，我采访的条件也不允许我把每个细节都仔细核对清楚(例如，我们到宾县毛巾厂找六位老工人座谈，就有两个人奉命在隔壁偷听。我们走后，这六位老工人都遭到打击报复。还采取人身攻击，造谣和恐吓的办法制止人们向我们提供真实情况，这就给我们的工作造成极为不利的条件)。难免会有微少的出入。

    问：有人说，王守信是个大贪污犯，属敌我矛盾，写出来没关系，而有些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虽然有所牵连，但还不是敌我矛盾，也写出来了，好不好？

    答：在我们国家，任何人也不享有免除批评的特权。当然，我们在公开批评时，应该把那些偶一为之的人和长期干错事、坏事而又不知改悔的人加以区别。事实证明，有人至今也不肯改正。对于这样一些虽非敌人、但坚持错误、损害人民利益的人，为什么不可以直呼其名，让群众看看他们的真面目呢？前面已经说过，我对大部份犯有错误的同志，还是采取了保护态度，用了假名。但他们干下的事情总不能不写呀？

    问：您过去曾因写了《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而吃过大亏，现在还敢写像《人妖之间》这样的作品，这是哪里来的勇气？

    答：说不上什么勇气。一个普通公民也会关心这种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也会挺身而出，去和危害社会利益的现象作斗争。   

    我相信党中央是真心诚意要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那条罪恶的极左路线的流毒，把我们的党和国家从假马克思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轨道引导到真马克思主义和真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的。不然，党的三中全会为什么把思想解放提到那么高的位置？这说明，我们的党中央已经正确总结了历史教训，过去的错误不会重演了。另一方面，我们的人民在过去十年付出了如此重大代价以后，也更加成熟了，绝不会允许少数人拉着历史车轮倒退。历史已经证明，倒退和停滞是没有出路的。时不我待，我们还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消磨呢？

    列宁说过，当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所以勇于斗争，是因为有“无数条无形的线”把他们同工农群众联结在一起。现在，我们十分幸运，因为几乎可以经常感觉得到这些“线”的存在，从而可以从中汲取力量。我收到不少工人、社员和干部的来信，向我提供题材线索，热切要求我到他们那里去采写，甚至主动表示“住在我家，吃在我家”、“我们会保护你”等等，使我深深感动。在这样可爱的人民面前，我们有什么权利退缩？为了这样可爱的人民，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又有什么是值得吝惜的呢？

    有些同志发生这样的疑问：“你们写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意思是：它们对于群众，对于历史进程，能够发生影响吗？我今年夏季还曾经只能用一些道理来鼓励这些同志。现在，我有更好的办法了──请他们来看那些来自全国各个地区、不同职业和不同处境的同志的信件。那里有生活的洪流， 有人民的脉搏，有历史的命令，总之，那是真正不可阻挡的东西。林彪、“四人帮”以他们所窃取的全部权力，试图阻挡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达十年之久，结局如何，大家都一清二楚。

    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只要我们跟随党中央在确定的航线上继续前进，这力量、这希望就会越来越大。一切正直的、为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的人，也就会更加安全。我坚信，少数地区和部门中那种极“左”不臭、马克思主义不香，坏人张狂，好人窝囊，以及权力即是真理等等乖谬反常的情况，虽然一时还不会绝迹，但终究是不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了。

 (原载《人民文学》1980年第一期)